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動機

「台灣」一詞，常因政治因素反覆被建構、解構，以「鄉土」與「本土」之類帶有成見的詞彙定義台灣引發了相當多的爭論。 台灣的歷史與現狀，無法用如「現代－後現代」之類單線的、形而上的詞彙說明。台灣在殖民地時代歷經了強制性且暴力性的現代化，戰後國民黨政權上台，現代化的腳步未曾因此停歇。這種變質的歷史，在民族、階級等各方面均出現問題，也使台灣整體社會弊病叢生。

「台灣／本土／鄉土」隱含政治意味詞彙的使用狀況，反映出同一時期台灣的政治、經濟的面相，無論使用者的初衷如何，都會泛政治化。筆者認為，在思考「台灣／本土／鄉土」這類詞彙時，可由1970年代發生的「第二次鄉土文學論戰」切入，此一論戰的根源可回溯至日據時代1930年代的「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

此論戰由1930與31年，黃石輝在《伍人報》與《臺灣新聞》所發表的〈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再談鄉土文學〉兩篇文章所引發，之後持續至1934年，賴明弘發表於《新高新報》的〈絕對反對建設臺灣話文摧翻一切邪說〉告終，當時台灣許多知識人都參與、抑或是被牽連於其中。知識分子以《伍人報》、《臺灣新聞》、《臺灣新民報》、《昭和新報》、《新高新報》、《三六九小報》、《南瀛新聞》、《南音》等報章雜誌為爭論媒體。論戰的核心議題是由黃石輝「為了台灣人用台灣話撰寫的台灣文學」，以及郭秋生「以流行歌謠及民謠、民間故事為資料建構臺灣話文」兩個主張，這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卻在論戰中被混為一談。開啟論戰的契機為萬華地區的廖漢臣、林克夫、朱點人三人，針對黃石輝對「鄉土文學」之定位以及其「鄉土概念」提出的反駁。之後，黃純青、莊垂勝、賴和等人相繼加入，表達支持鄉土文學、臺灣話文的意見；另一方面賴明弘、趙櫪馬、邱春榮等人，則加入反對的陣營。

為了區別此一論戰與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而以強調形成論戰主因的語言為主，學界將它命名為「台灣話文運動」或「台灣話文爭論」。 回顧台灣文學研究史，當初視此論戰為1920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的一部分，強調台語保存運動的訴求。即使戰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的過程中，鄉土文學論戰的定位隨之改變，然而在討論「鄉土／本土」、「台灣意識／中國意識」等議題時，日據時期的鄉土文學論戰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出發點。

目前國內研究台灣文學的風氣日盛，多數學者從台灣所處的政治狀況來看文學，簡言之，即不脫以台灣政治、經濟等社會狀況為框架的思考模式。就結構而言，在台灣，文學的位置處於政治、經濟因素打壓文學發展。反觀日本，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文學被視為「無用的東西」，對社會進步沒有幫助，因此文學的現代化十分緩慢。 從這個角度來看，能使台灣文學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更為突顯。與日本的情況相較之下，在台灣，文學受到社會變化影響的同時，也被知識分子視為「能改造社會的工具」，寄予深厚的期望。也因此，進行台灣文學的研究時，不但能觀察到研究者釋放出的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這些研究成果也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被解讀為作者的政治立場。

以政治角度切入台灣文學，不是全然的必要，卻也無法完全避而不談。筆者認為過度遷就政治因素，會造成論述結果單純化；完全不論政治，卻又淪為新批評之下的產物。小論將盡量摒除上述的個人（或者現在）的政治立場來觀察、檢驗當時的政治、社會、文化的發展，試圖思考「何謂193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問題，探討所謂的「鄉土」二字定位是什麼？以及鄉土文學論戰在台灣文學史的定義及其變化為何？

註：佳宏，《戰後台灣獨立運動之發展與演變(1945-2000)》(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4年)等。
廖漢臣，〈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臺北文物》3巻3期、4巻1期(1954年12月10日、1955年5月5日)或廖棋正，《卅年代臺灣鄉土話文運動》（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6月）等。
日本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最膾炙人口的書籍是福澤諭吉所著的《勸學》，該書中將知的體系分為「實學」以及「虛學」，前者是指科學技術，後者為藝術以及文學。藝術以及文學等「虛學」被視為「無用之學」，本來就沒有納入在現代化的項目當中。參見市古貞次《日本文學全史——近代》(東京：学燈社，1978年)或中村光夫《日本の近代小說》(東京：岩波書局，1990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