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離那種以技術和官僚力量，來建立並維持對市民生活的歐威爾式監控的現代國家，恐怕已相距不遠。要避免赫胥黎《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及歐威爾《一九八四》中描寫的那種令人不寒而慓的極權主義體制，法院應更積極以法律保障個人的權利。

《金融時報》聚焦關切的是一椿法律判決，其結果對政府有利，而有違於個人權利。

在社會和政治組織都往統合型國家形式靠攏的同時，教育也逐漸被視為一種純粹的人力投資。我們的計算往往忽略了個人健康、福祉及心理等因素，結果就是被迫將地理學畢業生當成商品來行銷。統合型國家必須靠技術嫻熟的官僚才能運作。因此，我們目前生產的商品，除了供應師資市場外，主要就是因應這個市場的需求。此外，我們還得針對商品的生產，建立起適當的品管機制，這就導引了學科內專業標準的成長。學術研究也成了商品。國家的優先順序和需求（又是無所不在的國家利益）制約了市場，我們逐漸被迫將學術研究出賣給某個具有特定需求的客戶，而這個客戶越來越是政府本身。

這些「國家需求和優先順序」是什麼？在延續統合型國家生存的最高考量下，我們可以辨識設計和執行各種操縱、控制和收編技術的需求，以確保：(1)經濟成長、資本積累的速度，以及保持和提升國家在世界市場內的競爭地位；(2)經濟的週期性危機獲得控制；以及(3)節制並平息不滿。地理學家努力回應這些需求，不論在研究和教育上，都致力於都市、區域和環境管理等領域的技術發現和傳播。1960年代，統合型國家的結構緊縮，讓我們感受到更大壓力，不得不往這個方向移動，我們現在比以往更屈服於英國的國家。簡言之，我們被收編了。然而，卻幾乎沒有跡象顯示我們有過任何反抗。的確，我們看來都急於參與這種過程，卻未曾花任何心思擔憂可能的後果。

不擔心的原因頗為複雜。首先，收編學者進入統合型國家架構，提供這些學者接近社會權力核心的管道。地理學家身為學者，是否真能取得實權並不是重點——光是權力的幻象，就足以讓我們屈服於個人野心的驅使而予以默認。然而，更重要的是學科帝國主義的仲介力量。地理學家必須證明，地理學對國家需求及優先順序的達成有所貢獻。事實上，1960年代有關地理學性質的大多數辯論，就是在討論達到這種默會承諾的最佳方式。這是生死交關的問題，因為各大學完全不認為有投資地理學的必要。如果整個地理學科要存活下去，就必須跟其他學科競爭，而在過程中被迫要拓展學科利基（niche），建立一處專屬我們而能夠主導的「地盤」。

當然，建立這種利基是地理專業（尤其是英國地理學者協會）的工作。地理學的利基究竟何在的問題，一直爭議不休。為了顯示地理學確實是擁有特定學術知識地盤的學科，我們必須看來像是熟知地理學的內涵，還必須對外口徑一致；這類情況導致諸多後果。首先，對於學科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必須有強大的約束。康德式的「空間綜合體」（synthesis in space）概念過於廣泛，不夠具體，因而展開了迂迴曲折的搜索，尋找我們可以聲稱為本學科獨有的分析方法論。地理學者性喜四處探索的毛病也得加以控制，專業必須設法壓抑內部異議；學科內形成了一個統合架構——地理學科內部的迷你統合型國家，忠實複製了國家的統合結構。我們在學科內配置了權力經紀人、自封的品味仲裁者，最後甚至建立了協會本身鬆散的霸權力量。

我們透過這些調整來界定一處地理學的利基，幫助我們在一個社會需求變動的世界中生存下去。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學會成為好市民，在所謂「國家優先順序」和「國家利益」之前卑躬屈膝，賤賣自己的學術訓練。簡言之，我們因接受艾希曼心態（Eichmann mentality）而苟活下來。除了得以生存外，唯一獲得的慰藉是：這種心態明顯和我們的道德義務感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