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坐計程車回家時，在近家的十字路口，看到他正盯著一個過路的女人看，口水幾乎涎了下來。

那時，他成天追求，像個瘋子，對我全心全意，死心塌地……，你們都不知道，我根本不要跟他在一起，後來被他強暴，才嫁給他。

母親喜歡說這些，像念咒語似的……

我有時聽多了，便會喝斥她。有一次，她被我嚇一大跳，像從夢中驚醒。你，你，你是不肖的，你不孝順極了，你從小就是要我離婚。我為什麼要離婚？

我又墜入這些家門不幸，多少次，多少次了，我還要繼續嗎？我和姊姊去醫院接父親回家，我坐在候診室的椅子上讀八卦雜誌，心裡有許多追憶和念頭。姊姊和姊夫要去廣州參加公司的應酬，他們準備出發，姊問我：「我們待會走，明天晚上才會回來，你可以留下來照顧他嗎？」她丟下一把鑰匙。 明天我要上課，對不起，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姊姊帶著責備的眼光，再加上原本的疲憊和著急，使她看起來似乎特別焦躁，那時我們站在廣華醫院的走廊上，我第一次感受到姊姊的恨意，我們從小便有不同的想法，她對我一直還算友善，只是最近開始不同意我的創作。她曾說，你不覺得你老在書寫自己的家人，這對我們公平嗎？我們為什麼要成為你書中的人物？

她的指責當然使我啞口無言。但我筆下的人物根本已不是她了，她在我的書中即非姊姊，名字亦有別。難道，她認為那個不是她的人是她嗎？我多麼想告訴她，如果書寫家人對她不公平？家人或家也是作者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刻意不書寫，對書寫者難道不是懲罰？而就算果真書寫，又何嘗只是愉快？

何況，書中的真真假假，早已難以辨識，文學本來便建構在真實與虛擬之中，為什麼小說在英文裡叫fiction呢？我真想和姊姊說說這些，但怎麼可能？ 我和她無語站在陰暗的走廊，等著電梯。我望著醫院裡走動的人，誰是病人？誰不是？怎麼每一個人看起來都像有病呢？包括我自己，人們輕聲談話，好似不想讓病情擴散……，照顧父親？我會嗎？我會照顧任何人嗎？

回到姊姊住的駿發大樓，我答應留下來暫時看管父親。

坐在姊姊家客廳的沙發上，只是那樣坐著。父親已經睡著了，而我睡不著。我一直在想父親的交代，台灣海峽？將骨灰撒在台灣海峽之上，多浪漫的念頭啊，多像父親，他是一個徹徹底底無藥可救的浪漫主義者！

但骨灰如何撒在海峽之上？除非租一艘船，我想起來了，張愛玲也是要人這麼做。但，就算我成全他的心願，租一艘船，將骨灰撒在海峽之上，將來，我如何祭拜他？

我慢慢又以為，或許骨灰還是不要撒在台灣海峽上比較好。

第一次看到丁明勝是在一場國際作家朗誦會。 學校請了十位世界各地來的作家，在一家洲際大飯店的貴賓室，現場來了一些記者，但有更多的藝文記者去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來港的新聞。 氣氛還算融洽，只是記者真的不多，來的人應該是真的喜歡你們這些作家的作品了，能有這樣的場面真的不錯了。接待我們的女孩以廣東腔的普通話重複地對我說這些話，然後又以英語向外國作家抱歉地解釋起來。

一位優雅老派的捷克女作家，看起來便像當年陪伴過哈維爾總統參加過七七憲章地下抗議活動的那種人，她不在乎也不了解接待人的解釋，一心陪伴在捷克駐港大使的身邊，人雖已有老態，但此刻卻像個小女孩那麼雀躍。另一位年紀較輕的羅馬尼亞詩人則拿出一副豬面具，他戴上面具要人在現場為他拍攝一張照片，那是他的藝術作品，幾年前開始，他不管去哪裡都會戴上這副面具照一張相。

突然覺得，我臉上似乎也戴著一張面具，只是別人看不出來。而我自己也忘了，那張面具逐漸成為我。

十位作家必須輪流上台朗讀自己的短篇小說作品，我是最後一個。我坐在那裡聽取外國作家的朗讀，可能是氣氛所致，因為我並未認真聆聽，只覺得自己是一個薄弱的人，別人都經歷過共產主義、生老死別，有的還被國家背叛，得過精神病。而我一直事不關己，麻木不仁。我如何寫作？我是什麼樣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