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市場、地方與地景
「其他使節警告我有飢荒、強奪勒索與謀反，或者，他們告訴我新發現的土耳其玉礦藏、貂皮的好價錢，建議供應有鑲嵌裝飾的刀刃。你呢？」大汗問馬可波羅：「你來自同樣遙遠的地方，但是，你告訴我的只是傍晚坐在自家門階乘涼的人心裡所想的事。那麼，你這一切旅行有什麼用處呢？」
—伊塔羅．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
（Italo Calvino, Invisible Cities）

社會鉅變同時標誌了結束和開始。在過去二十年的結構變遷中，美國人一直嘗試界定他們的生活中有哪些元素己完全毀滅，而哪些正在形成。迅速從腦海中消逝的是美國支配世界經濟所保證的工業繁榮，以及可以憑藉工作和技能達到的中產階級生活形態，取而代之的是巨大財富、不安及片斷化等其他意象。

很少有城鎮會像紐約維佛利鎮（Waverly），寫信請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為該鎮劃入經濟開發區一事賜福。也只有很少數城市—芝加哥、紐貝福（New Bedford）、揚克斯（Yonkers）—曾試圖利用法律制度禁止公司關閉工廠。大多數時候，如底特律通用汽車公司的裝配線工人及矽谷蘋果的電腦組裝員，則會因工廠關閉、遷移或母公司轉往海外投資而失去工作。更常見的情形是大批白領員工被杜邦（Dupont）和伊士曼柯達（Eastman Kodak）等大工業集團裁員，不得不提早退休或失業。
四十年前，當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談到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時，他想的並非將生存押注在經濟成長的地方社區。他強調的資本主義「基本事實」是一再創新。他指的是新產品、新組織、欲望和需求間的新連結，可以「不停從內部徹底改革經濟結構，不斷破壞舊結構，也不斷創造新結構。」熊彼得承認在資本主義創新的「恆久風暴」下，無力競爭者必須付出代價。但是終結「舊事業」的「衰退、喪失地位和淘汰過程」自有補償，將障礙清理乾淨以供新人崛起。在他的描述下，經濟生活均衡的「循環流動」自有不斷向上（和向下）的社會流動作為對應。熊彼得形容上層階級就像「永遠爆滿的旅館，只不過房客總是不斷更換」，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認為這個意象道盡了典型的美國消費社會。

這種進步意象在經濟成長的戰後時期難以存續。我們知道美國企業必須與更廉價或更精明的對手競爭，企業組織必須全球化以求生存，自動化科技則取代大部分人力。但是為了追求更大利潤而重組生產，卻帶來痛苦的社會代價。能仰賴傳統工業強調的高收入、優良技能和穩定工作的美國人越來越少。區域差異是常見的現象—陽光帶和霜凍帶、城市和郊區、「東西岸經濟」（bicoastal economy）和心臟地帶。不但如此，構成經濟制度的文化理解和社會結構也陷入混亂。今天，勞工的重要性在於他們消費，而非生產這個文化所重視的任何東西。工作和社區等公共場域促使個人追求私利。猶如發生於18和19世紀英國的「鉅變」，促使人們遠離社會制度的抽象市場力量，壓過了認同地方（place）的具體依附力量。

這類創造性破壞創造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經濟權力地景（landscape）。銀行與其融資的產業相互獨立；企業總部隔絕於旗下工廠之外。城市的財富朝著廣闊區域滲透，而城市內部的中心則沾染一種新的、具侵略性－誘惑性的魅力。不但如此，地方還鮮明地劃分為消費地景和荒廢地景。那些男男女女還在產製維生所需的實體產品，亦即屬於生產經濟一環的地方，都是輸家。這些地方在服務業經濟中苟活下來，但缺乏收入和聲望，連靈魂都屬於銀行家和政客所有。反之，那些與不動產開發、金融交易、演藝娛樂（移動錢與人的行業）有關的地方則欣欣向榮，在這裡，消費者的愉悅掩飾了掌控集中式經濟的韁繩。有些人認為，這些轉變是所謂去工業化的衰退和去中心化的一部分。其他人則將此視為高科技、後工業社會的證明。但這些詞彙都無法描繪同步發生的經濟形式的發展和衰落，也無從傳遞當地面在我們腳下移動，更高大的建築物卻持續升起的意涵。

20世紀末的經濟和文化地景不但樣貌多元，而且不斷改變。熊彼得曾說，經濟要素並不足以解釋制度變遷，我則追隨他的看法，將地景視為一種創造性破壞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產物。由於受到經濟歷史學家卡爾．博藍尼（Karl Polanyi）影響，我將地景界定為市場和地方之間的脆弱妥協。追溯權力地景中的社會地理，會挑戰對市場根深柢固的信念。市場代表自由流動及客觀判斷，是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以迄雷根（Reagan）的美式生活印記。市場強調賺取（earning）而非給予（giving）或拿走（taking），滿足了美國對於某種獨特社會平等形式的道德渴望。但諷刺的是，誠如市場文化最終從美國輸往世界各地，它也對地方的文化價值造成最大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