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穈先生」初長成
胡適是在1908年8月搬進《競業旬報》社的。雖然他不可能預知他在上海的學生生涯已經就要結束，而且他的困頓也將會加劇，但是敏銳善感的他，一定可以從周遭所發生的事物，對茫茫的人生滋生了無所適從的感覺。他唸了兩年的中國公學，從那年春天起就已經開始發生風潮。原來由學生自治管理的學校，由於經費短缺，從1907年開始接受兩江總督的專款補助，一年以後，又得到大清銀行的貸款建校舍。既然接受了政府的撥款與貸款，中國公學於是成立了董事會，由董事會任命校長以及行政主管。這與中國公學原來不設校長，而由學生公選齋務、教務、庶務等等幹事來主持校務的自治傳統相違背，衝突自然難免。胡適在1908年春天寫的一封信裡，已經提到衝突的惡化。這封信是寫給當時他在績溪里仁村的思誠學堂教書的朋友程玉樨（字春度）：「公學近日幾起大風潮，苟非監督［即校長］明白事理，則公學已破壞矣。」到了九月，衝突終於白熱化。由於校長和行政人員拒絕承認學生有參與學校行政的權利，並進而禁止學生集會演說。這些舉動激起學生全體簽名罷課，校方於是開除學生領袖，並威脅將罷課學生集體解散。這種壓迫的手段激起了絕大多數學生的公憤，於是決定集體退學，另成立了中國新公學。

中國新公學成立，但胡適卻沒有入學。他當時如果繼續上學，第二年就可以畢業，拿到一張畢業證書。然而，由於他二哥事業失敗，把他們家在上海的瑞興泰茶葉店讓給了債權人，他們家只剩下了漢口一家無利可圖的酒棧，叫兩儀棧。他沒錢住宿舍，於是搬進了他擔任編輯的《競業旬報》社裡去住。他在1908年12月30日给程春度的信上說：「弟來年以家境之困迫，人事之錯迕，遂決計暫且輟學，專為餬口之計，鄙意此為萬不獲已之舉。蓋不如此，則弟讀一日書，中心一日不安，吾壽或且日促一日。且弟年尚少，一二年後俟境遇稍裕，再來讀書，正復不晚。年來以此問題大費躊躇，今決計向此途，此心反覺泰然自得。此時種種留學西洋研究文學之妄想已不再入夢矣。明年啖飯處大約仍在上海，近擬與新公學訂約教授戊己兩班英文，每日四時，月可得八十元，此外或尚可兼任外事。惟此約尚未訂定，故行止尚未大定，大約上海一方面居其多數。蓋弟意在上海有三利：人地兩熟，一也；可為吾績旅滬旅淞諸人作一機關部，二也；課餘之暇尚可從人受學他國文字，三也。弟來年境況大略如是。足下聞之，千萬勿為吾悲。人各有志，吾行吾素而已。」胡適在〈四十自述〉裡也提到他在中國新公學擔任低級班的英文老師，但他並沒有給寫下明確的時間，只是在敘述了他在1908年8月搬進了《競業旬報》社的同時，籠統地說：「正在這個時候，李鶴琴君來勸我在新公學作教員。」然而，這封給程春度的信是1908年12月30日寫的，他說他當時跟中國新公學已經訂了約，但還沒有簽。看來，他開始在中國新公學教英文恐怕還是1909年初以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