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文化與世界史：從吳新榮〈獻給決戰〉一詩探討新時間空間化的論述系譜╱陳偉智
一、前言
本文試圖透過對於鹽分地帶文學家吳新榮（1907-1967）在1943年底於《興南新聞》文藝欄「筆劍進軍」系列中，發表的〈獻給決戰〉一詩的分析，討論戰爭與「文化」的關係，或者更精確的說，在決戰期，臺灣的知識人對於「文化」議題的思考，以及所呈現的世界史歷史意識。

戰爭時期臺灣的文化史，從戰爭動員體制的分析，「皇民文學」或是「興亞文學」的研究，乃至於對民俗文化或是鄉土文化的改造與挪用，歷來已有許多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重新檢視了戰爭期，特別是決戰期的臺灣文化史的複雜意識形態構圖，社會意識的轉變，與新的政治地理空間想像，強調臺灣人作為歷史行動者，其主體性形成的動態過程。

在上述新的歷史研究的脈絡中，吳新榮的位置，乃至其所代表的臺灣南部鹽分地帶（今臺南縣北門佳里一帶）的文學家們，被認為是具有代表性的南部臺灣人的文學社群。決戰時期鹽分地帶同仁的活動與作品，在當代的研究中，往往強調他們在文學與民俗研究上所表現出來的地方特色。換言之，當代的研究者書寫文學史時，是把類似鹽分地帶同仁的活動，作為表現，乃至於保存「臺灣性」或是「民族文化」的個案，放在「抵抗」的系譜中，抵抗戰爭時期日本殖民地統治的意識形態動員。但這種從後來重建的民族敘事中所設定的抵抗位置，似乎忽略了這些人作品中呈現的時局色彩。

然而，即便是具有顯著的時局色彩，也不能單純地以協力者複製戰爭動員宣傳的評價，就予以否定。類似的狀況，我們也可以在「皇民文學」的討論中發現。但是若不只是簡單的否定，或是委婉地納入文學史的敘事中，歷史學家林瑞明所說的「騷動的靈魂」的存在，讓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探討戰爭與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

從後見之明來看，兩次世界大戰作為世界史的重要事件，在世界各地都觸發了不少知識份子思考戰爭的意義，同時也往往產生了重新思考「文化」議題的歷史契機。在日本統治臺灣的歷史過程中，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不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中，也同樣觸發了臺灣知識人對於戰爭的思考。作為一個「世界史的」歷史性時刻，在這樣的歷史契機中，思索著臺灣在歷史當下的狀態。「文化」成為突破這種狀態的思想嘗試，並進而形成一個相對於政治、經濟等其他社會基本範疇的獨立領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文化」以新造詞在臺灣登場，是作為表現或者期待一個與以往的狀態不同的、朝向未來的「現在」，一個進入到新的歷史階段的語言符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大戰本身被認為是一個世界史的歷史契機，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正在形成，從而「文化」也在這樣的契機中，再次變成一個主題。吳新榮在〈獻給決戰〉中，最後以「啊！這一戰，大東亞之戰／新秩序的建設、新文化的創造」結束，雖然是在既有的戰爭論述設定的論述空間中，使這樣的想法得以呈現。然而吳新榮將戰爭開啟的歷史契機跟「新文化的創造」聯結在一起，進一步顯示「文化」不單只是戰爭動員的手段，更是戰爭的目的，一個具有時間意識自覺的新歷史階段的創造。

本文首先透過對〈獻給決戰〉文本的詮釋，分析其中呈現之以臺灣為中心的泛亞細亞主義空間想像，「文明─民族」為中心的地緣政治，以及對於新歷史階段的企望。接著分析此一文本的誕生過程，並討論吳新榮所鑲嵌於其中的同時代論述空間，以及在文本中反映的臺灣思想史系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