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諮商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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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靜之聲
我的第一語言是手語。

我出生於1933年7月1日午夜剛過,是家中第一個孩子。這時辰不多不少正好介於一年正中央,似乎也成了我後來的人生寫照:有一部分的我不斷被拉回父母的無聲世界,另一部分的我則努力跨步,奮力逃到更寬廣的有聲世界──那個注定屬於我的世界。

多年後,我終於了解,這對失聰的父母決定在經濟大蕭條的谷底時生個孩子,是多麼樂天的表現。

我們住在鄰近康尼島的布魯克林區,每到風和日麗的夏日,當廚房的窗戶敞開、窗簾捲起,我都能聞到海水的鹹味,還摻雜著淡淡的芥末熱狗香(雖然那可能是我自己的想像)。

我家位於公寓三樓,有四個房間,外牆包覆著亮橘色逃生梯,是棟磚造的新公寓。
當時我父母不顧雙方家長反對,在一致被認為「又聾又弱」「一定會被騙」「無力處理這種事」的情況下,全憑自己徒步在街坊探聽,最後終於說服不耐煩的房東,找到這間房子。那時他們剛從華盛頓特區度完蜜月回來,而我母親認為公寓周圍櫻花樹所爆發出的靜謐和繽紛,恰好可為兩個失聰者的婚姻帶來好兆頭。

這個三樓A號公寓是我父親結婚後唯一的家,而那四個房間,也是他跟失聰的妻子、兩個聽力正常的兒子共同生活,並且居住了四十四年之處。此後,他便從這裡被抬上救護車,一去不復返。

父親生於1902年,原本是聽力正常的孩子,但不久就染上腦脊髓膜炎。我的祖父母當時剛從俄羅斯抵達美國不久,落腳於紐約布隆克斯區,那時一度以為會失去他們的寶寶。父親弱小的身體被高燒折磨了一個多星期,日夜交替的冷水澡和濕床單終於保住他的小命,但當高燒退去,聽力也隨之而去,他再也聽不見任何聲音。長大以後,他不時質疑為什麼全家只有他一個人是聾的。

身為聽兒子的我,看著他用手形發出自己的憤怒:「這不公平!」
我父親幾乎無法和他父親溝通,他們之間唯一共同的字彙就只有吃、安靜、睡覺這幾個指令,沒有任何愛的手形,而且他的父親直到死前,從未跟自己的長子進行過有意義的對話。

但我父親和他母親之間確實有愛的手形,那是她自己慣用的比法,而且使用很頻繁。父親告訴我,他們母子間的語彙雖然不多,卻充滿意義。她在溝通時,主要不是使用約定俗成的手形,而是每次注視著他時,眼中散發出來的光芒。那是一種很特別的神情,而且只給他一個人。

1910年,我父親8歲,他的父母把他送進軍事化管理的紐約汎伍啟聰學校。起先他以為是自己身體有缺陷,父母不要他了,因此每天晚上都哭著入睡。但漸漸地,他發現自己其實不是被拋棄,而是獲得拯救。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跟處境相同的孩子在一起,也終於了解自己並不孤單。

儘管如此,他在這間學校所受的教育顯然是利弊參半。那時大部分啟聰學校聘請的老師都以聽人為主,目的是為了訓練學生說話。聾人雖不是啞巴,他們有聲帶、也能說話,但因為聽不見自己聲音,所以口語方面的訓練依舊極為困難。我父親和其他同學雖然已經盡力配合老師,但還是無法把話說得讓一般人聽得懂。

學校一方面要求這些聽障生遵循這種無效且令人生厭的教學法,另一方面又嚴格禁止他們使用手語,因為聽人老師認為,那是低智能者才適用的原始溝通方式。「美國手語」(ASL)直到1960年代才被語言學家認定是一種合法的語言系統,但早在那之前,我父親那所學校的以及其他許多聽障生,就已經自行研發出他們的語言,因此每晚在宿舍裡,都可以看到年長的聽障生在教年幼的學弟妹手形。

有了手形的輔助,我父親沉寂已久的內在世界跟外界不再有隔閡。隨著新的語句不斷累積,他封閉的心靈也開始擴大,並且溢滿了喜悅的領悟。

父親比畫著雙手回憶:
「當時我還小,就被送到啟聰學校去。我沒學過真正的手語,只會一些土手語,它們就像映在牆上的影子,沒有任何實質意義。進了啟聰學校以後,我對手語充滿渴望,一切對我來說都是新的。手語成了我的食糧,眼睛的食糧、心靈的食糧,我狂吞每個新的字彙,把它們變成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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