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國已成爲世界經濟大國之一，同時又是一個轉軌中的發展中大國，其發展階段水平和特徵決定了，未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既有可能性，也有必然性，但必須融入一體化的全球經濟。同時，在融入有風險的全球化過程中，又要保持金融的相對獨立性。因爲歷史已有深刻教訓，發展中國家在參與過程中，過度依賴中心貨幣國提供的貨幣、金融全球網路及其服務，會給一國發展增添不少不確定性風險。特別是在2008年美國危機後，美元地位被相對削弱，世界經濟動蕩不已的歷史時期。而中國經濟國際影響力恰遇得到提升，也正是世界與中國都需要固化人民幣在世界影響力的有利時機。當然，人民幣要實現完全的國際化，不是三年五載的事，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如果純粹從眼前人民幣國際化對投資、貿易的宏觀效應看，短期內不會顯著。但是基於長趨勢看，從現在開始著手啓動，則是中國今後10年金融戰略佈局中相當重要的一著棋。

而且，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意義，在未來的5~10年內，絕不在於國際化本身能帶來的一些鑄幣稅收益、宏觀調控權的拓展以及人民幣更強的國際定價權。因爲我國人民幣在相當長時間內還無法達到美元當前的國際地位，無法超越歐元當前的國際地位。在戰略過渡期內，揭示人民幣國際化的意義，在於戰略佈局及其保持推動的進程。或者說，在於追求和推進人民幣國際地位的長期過程中，通過各種制度改革和金融開放，完善自身的結構和提高增長的效率，甚至可以推動保持穩定的國際貨幣環境。

如前所述，一國貨幣的國際化，自然能享有本國金融機構在本幣金融市場國際化中的利益優勢及鑄幣稅收益。但這只是從事物發展「過程」的結果層面進行國別比較分析後得出的結論，只是具有「結果」角度上的意義。問題是，歷史儘管包含了多個似乎獨立的事件，但仍是由時間的連接性而串成的一條線。歷史發展因無數個偶然事件所組成，其「過程」會展開一種什麽新情境？「過程」中的矛盾是什麽？解決此矛盾又意味著什麽？即由國際國內各種偶然事件相伴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能否對當今世界與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産生積極的作用？這恰恰是探討人民幣國際化的現實性和必然性的核心所在。

具體來說，在中國金融戰略過渡期內，追求人民幣國際化的意義，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理解。

1.繼續推動經濟全球化，維護世界和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需要人民幣國際化
1972年毛澤東與尼克松在北京的握手，打開了中美關係的大門。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開始，世界經濟全球化趨勢也開始加速。中國、原社會主義體系中的各國及世界上更多的地區，以數以億計的廉價勞動力，捲入了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加上西方資本開始在東西半球之間流動，推動了全球經濟近30年的持續繁榮。在這近30年中，平均意義上的全球居民生活福利得到改善，中國也是這一輪經濟全球化利益的享有者。因此，進一步推動經濟全球化、保持其良好的發展態勢，應該說，是世界和中國利益所在。

然而要想繼續保持和進一步推動經濟全球化，各國貨幣間匯率的相對穩定是一項基本的條件。在歷史無奈選擇的浮動匯率時代，如果一個主權信用貨幣成爲國際貨幣，其發行國政府是負責任的，各國借助跨國公司等開展國際業務，這是應對匯率波動，提高全球化收益的重要手段。應該說，以美元爲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曾經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後的10年、20年內，在加快全球經濟穩定增長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進入70年代後，隨著美國綜合實力出現下降，世界經濟的美元周期性特徵日益明顯，導致世界各國貨幣、銀行危機不斷。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又一次暴露了佔有世界經濟近四分之一的主要經濟體嚴重的結構矛盾和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導致美國在推動全球經濟進一步全球化方面，意願和動力在減弱。美元大起大落，石油、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度波動，給全球穩定增長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而主要爲解決全球貿易失衡設計的國際金融組織，在應對世界金融波動和相關國家危機時，又明顯力不從心。深切感到這個體制缺陷的相關國家政府，恐受制于美元的負面影響，近十年來不得不連續積累大量美元儲備，主要投資於美國金融市場。這一世界資金的迴圈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達到防範本國金融危機的目的，但同時又助長了美國採取錯誤政策的可能性，進一步加劇了該體制內在缺陷的積累和危機爆發時的危害程度。在這種環境下，要想穩定推進經濟全球化，就必須改善和重建國際貨幣體系。此時，又恰遇2009年南歐四國主權債務風險的暴露，凸顯了世界第二大貨幣——歐元的內在缺陷問題，進一步助長了國際間匯率的不穩定。面對這樣一種矛盾、困境，如何解決？全球似乎尋找不到「最優解」。因此，有人又重提20世紀40年代凱因斯提出的超主權貨幣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