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自本書第二章）
二○○八年與○九年之交的冬天，在東歐劇變二十年後，資本主義似乎也臨近崩潰的邊緣。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將會毀於其內部矛盾的預言似乎即將成真；理性來說，一場緊張的經濟崩潰是可能的結果。美國、英國及歐洲的各大銀行突然間都要求政府支持它們的生存；與此同時，通用汽車被收歸國有。人們在這十年間，因資本主義的全面勝利而積累的個人財富頃刻間化為烏有。那些篤信自由市場體制的人們，其堅定信念被徹底粉碎了。

從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Chavez）、法國總統薩科奇（Sarkozy）到《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的編輯，所有人都認為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時代結束了。美國保守派人士受到小布希總統的徹底鎮壓，被剝奪了政治權利，他們絕不會支持美國政府拯救經濟與金融體系的計畫，並且與新社會主義者和頑固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站在同一邪惡陣線；他們高呼：以自由企業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已亡。新保守主義者（編按：他們大都擁護美國的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價值，並且極力排斥共產主義。雷根和小布希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們在多年前宣稱的美國時代，如今看來不再是趨勢；中國似乎將無可避免地在幾十年內取得宰治全球的地位。在世界各國，許多財政部長和外交官員都準備屏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該共識在此前二十年間廣泛地應用在發展中國家，是它們取得經濟成長的唯一途徑。如今，「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取而代之成為新的流行詞彙，儘管沒有人清楚這個新詞的含意。然而，在雷曼兄弟破產和美國總統大選的幾個月間，如此關於資本主義滅亡的報導顯然是過於誇張且為時尚早。

資本主義沒有解體，銀行沒有如預言那般損失數萬億美元，高度槓桿化的美國和英國經濟也沒有比相對謹慎的德國和日本遭受更大的破壞。那麼，隨著金融恢復正常、經濟開始復甦，人們又該得出怎樣結論呢？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是否可能倖存下來，甚至無視那些災難性預言而重新樹立起全球領袖地位呢？

答案是：「是，也不是。」後文將解釋為什麼這個答案並不像表面上那樣空洞而又曖昧。

是的，資本主義經濟和金融體系會重掌全球的支配優勢，而且很可能是在美國的領導下實現。然而，不是的原因在於，重建後的資本主義體系和美國領導角色將會不同以往，它們不再是二○○九年之前淩駕全球達三十年之久的那個體系與那個角色。

事後看來，未來的學童們所讀的歷史可能是這樣：二十一世紀開始的確切時間是二○一○年。在經歷了二○○七至○九年那場改變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金融風暴之後，二十一世紀才真正開始；正如我們今天認為二十世紀的歷史應從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寫起，而十九世紀的歷史則應從一八一五年威靈頓將軍大敗拿破崙的滑鐵盧之戰開始算起。

資本主義是一種適應性體系，其形成與改良都是驅動自一種不斷調整的相互作用—技術進步的箭（頭）與重複性的金融循環；因此，資本主義的經濟與政治格局總是處於演化之中。這正是為什麼，儘管資本主義在自然發展下會傾向於遭受金融崩壞，它卻得以力抗馬克斯主義者、馬爾薩斯論者以及新法西斯主義份子的各種關於終結危機的預言—毫無疑問地，在未來的幾十年乃至幾百年內，它仍會繼續與這些勢力抗衡。然而，資本主義的神奇適應力也有諷刺之處：在演變的每個階段中，這種變異能力會持續顛覆狂熱的保守意識型態。這些社會現狀的支持者們提出經濟學的鐵律，聲稱某些普遍的社會現象—諸如所得不均、政府提供的醫療福利保險和公職的終身保障等等—都有其正當性，且無關乎政治立場。然而，這種固有的政治協商結果，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客觀性或持久性。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及其創造之「布爾喬亞式民主」（Bourgeois democracy）充滿了內在矛盾，在這一點上他是正確的。但是，他因此推論出「此類矛盾將會成為資本主義的致命缺陷」時，卻是誤解了歷史和經濟學。事實上，與內在矛盾合作的能力是資本主義體系最大的優勢，因為它總是處於自我破壞的過程中，總是對自身進行再創造；而且，就像一個物種透過天擇不斷進化，這個百變怪物的每一次變異都讓它比上一代更加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