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國的堡壘銀行體系

銀行業代表中國的整個金融體系，在這裡，幾乎所有金融風險都集中在銀行業的資產負債表。更糟的是，自始至終這項風險幾乎都是中國大無畏的儲蓄者在承擔。在這個由黨控制一切的經濟體系裡，人民儲蓄者是唯一的大筆資金來源。所以，金融體系堪稱中國所有經濟及政治安排中最弱的一環，而且歷任國家領導人大都對此心知肚明。這就是歷經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實驗以來，中國當局總是竭盡所能地保護銀行業，讓它們免於承受激烈外來競爭及倒閉命運的主要原因。儘管有WTO條款約束，外國銀行占國內金融資產總額的比率迄今還不到2%︰簡單說，外國銀行在中國根本無足輕重。黨除了幫忙銀行排除競爭壓力，還把它的銀行當成基本公用事業，要求它們無限制提供資金給藏在黨羽翼下的眾多國有企業。而由於銀行的所有業務都是受黨控制，所以，一般人總認為銀行的風險絕對不會失控。

儘管如此，過去三十年間，這些銀行在每十年即將結束時都面臨實質（儘管不是真正）破產的命運，最後都是在黨全力、慷慨且大手筆的支持下，才得以繼續苟延殘喘。一九八○年代時，在各地方政府的堅持下，銀行放款活動變得毫無節制，除了在社會上引發二位數的通貨膨脹，甚至差點引爆內戰，最後導致整個銀行體系幾乎全面重建。另外，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促使中國的國際大型金融機構如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GITIC）真正走向破產。這個事件迫使政府公開承認銀行體系不良債權率高達25%，並推展一場由下而上（bottom-up）的銀行業重組。其實，追本溯源，這場銀行重組運動應該是一九九四年就已展開，當時相關單位草擬了一套幾乎完全以國際協定為藍本的制度，包括一家獨立的中央銀行、幾家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然而，一九九四年的種種努力最後功敗垂成，因為當時通貨膨脹率狂飆──一九九五年的通貨膨脹率最高曾超過20%，控制通貨膨脹成了當然的優先任務。總之，中國的銀行業巨擘歷經資本不足、管理不善且就實質意義而言已經破產的不堪過往，距今不過十來年而已。

如今，第三個十年剛過不久，在這段時間，各銀行完成重組並開始接受國際治理（governance）及風險管理標準的約束。二○○六年時，四大國有銀行中，已有三家圓滿完成國際IPO。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這些銀行更是迅速嶄露頭角，儼然躍居傲視天下的地位，以市值來說，它們不僅超越已開發經濟體的金融同業，甚至一度躋身《財富》五百大之首。表面上看起來，它們似乎已安然度過全球金融危機。然而就在此時，面臨中國外銷導向經濟的明顯崩盤，黨不得不重新啟用它一貫的手段：為驅動經濟的繼續向前推進，命令銀行業無限制地放款。這個放行令很可能已經抹殺了銀行經營階層在過去十年間學習到的所有治理及風險控制標準。

到二○○九年年底時，銀行放款金額已超過9.56 兆人民幣（1.4 兆美元），此時，警報聲開始響起，它們的資本適足率（capital adequacy ratio）1 已降到國際明令規定的最低水準。到二○一○年，這些銀行一邊連續第二年承作巨額放款，一邊急就章地安排高額的新資本挹注，挹注總額超過700 億美元（包含農行的IPO）。展望未來，這兩年的瘋狂放款可能會（幾乎確定會）導致問題債款大量增加，並迫使銀行業在未來兩到三年間，展開第三度的資本重組。代表金融產業國家冠軍的中國大型國有銀行，似乎即將陷入一個和一九九八年時非常類似的窘境。不過，事實上，它們的問題絕對會比一九九八年時更嚴重，因為一九九○年代的那一批舊問題債款，其實只是被刻意隱藏起來而已，並未真正打消。事實上，當年承受那些不良債權的「壞帳銀行」一開始就架構不良，所以，事到如今，只剩下好銀行可出面承擔新的責任。其實，不用等到二○○九年、二○一○年及二○一一年的放款開始變成不良債權，中國銀行業的金融實力早就嚴重受到侵蝕，因為中國政府向來偏好尋求特別的融資辦法、不願開放問題放款市場供外國參與，更誤以為它能永久擱置虧損的實現。這種種現象，老早就對中國銀行業的金融實力構成威脅。

中國的銀行外強中乾，而就這部分而言，它們其實堪稱整個國家的象徵。中國人向來精於經營表面功夫，而且很懂得怎麼透過時間的消逝來隱瞞攸關重大的細節。過去的經驗顯示這個策略相當管用。不過，如今的中國已和這個大世界緊緊綁在一起，回顧過往漫長的歷史，它和外界的關係恐怕不曾像現在那麼密切過。如果不是受制於國際金融協定，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絕對不會倒閉。相似地，目前中國的金融體系已變得愈來愈複雜，而這樣的複雜度已開始侵蝕到黨解決問題的一貫手法的效率：過去黨向來都是單純地把錢從左手轉到右手，接著便把後續其他剪不斷理還亂的問題留給時間和淡化的記憶來解決。而面臨當今這種混沌的金融困境，就算中國銀行體系規模及範圍再大，能取得的資本再多，都已不可能根絕銀行業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