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的風險與知識

社會上每個人決定減少意外的風險，有時依據他們認知的風險程度，有時依據真正的風險程度。有時民眾在安全時心懷警戒，但有時在需要小心時卻覺得無所謂。

在各式的場合，怎樣的風險是可接受的？不能說零風險吧，因為無風險的社會是烏托邦與無法達到的。雖然個人可能認為風險既確定又無法定量，但必須克制此念頭，因為任何風險需與其他替代選項的風險相比較。地球上的生命有其時限，但希望並不是被人為招致的氣候變遷所提早結束。對於我們每人，大限之期會到，因為人都會死；依生活水準、健康、飲食等，平均壽命約七八十歲。則導致1%死亡風險的某一事故對生命的平均效應為何？若平均壽命為四十歲，則會減少0.4年，或說是五個月。若某事件導致的一生風險為0.1%，則壽命只減少兩星期；此風險的程度和人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許多選項與風險一樣。若真能為地球提供福祉利益，許多人會樂意為子孫著想少活兩星期，不是嗎？因此，依此邏輯，若為好的理由，我們願意承擔千分之一的一生風險，這應為明智的抉擇。以下會說明，證據顯示，只有在相當特殊的情況下，核子事故才會高到這個地步。

通常，決策者需要確認他們瞭解相關局勢。若其資訊來自人人皆知的集體意見，則該決策有可能受到誤導；若越多人依賴別人的意見，則需越久的時間才能發現有錯誤。類似地，盲點越大，越有可能是沒弄對基本的問題與答案。實務上，民眾也許不易提出困難的問題，所以，需要轉去請教專家，此時不要牽扯其他問題。這樣做的話，真正的宏觀會被各自狹窄的集體定見而扭曲。

一個好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情報與決策的流動，其後果是損失極多的人命，諸如1916年7月在「索姆河戰役」（Battle of Somme，英法兩國突擊德軍，在法國北方索姆河區域作戰，雙方陣亡共三十萬人）的。指揮官決定行動方案，卻不瞭解戰場實際情況，而在戰場上的人不准以其現場情報修改作戰方案。指揮官假設最大量的砲擊將摧毀敵軍的鐵絲網和致壓敵軍的機槍，但實際上做不到。指揮官不知實情，而戰場官兵必須遵守其命令，結果是發生原可避免的大屠殺。

最近的例子是，二十一世紀早期實施的各式交易與保險，對全球金融系統穩定性的效應。在2008年前，金融監管機構和公司資深經理，鼓勵經銷商談判而以錢交換風險的合約，但他們不瞭解建構出此結構的不穩定性。他們稱該結構「複雜的與先進的」，這樣的字眼可說就是一種警告，其實那只是用來給人好印象，讓人無疑問地接受。後來，該金融結構崩潰，無人能決定持股的所有者與其價值，當時就是無人能夠看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與其後果，弄得後來悽慘如1916年索姆河戰役。全球2008金融大災難的主因就是上述的結構脫序，其實在八年前，威樂莫（Paul Wilmott）[1]已預見而寫下：

曾經是「紳士」事業的金融，已經變成「玩家」的遊戲，後者逐漸精進技巧，通常擁有一些領域的博士學位。......不幸地，金融數學變得更高深後，常識不見了。......很明顯地，如果全世界要避免數學家主導的市場融毀，我們急需重新思考。

需要以科學做決策時，則是否可得到恰當的第一手理解，將為首要跨越的障礙，因為很少人瞭解，而這在核子輻射決策時尤為真實，因為對於一般大眾和為社會做決策者，描述核子輻射的字眼與觀念，讓人覺得高深莫測。擔心任何有關核子或輻射的事宜，深深印在大眾文化中，而且很少科學家專精這些廣泛的跨領域研究。

若要合理的決策，就需適當地揭露「害怕核子物質與輻射的真相」，也要有更多人瞭解其科學。這在當今更急切，因為新的危險（氣候變遷）影響整個環境的倖存，而不只是個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