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實味在這些文章中，懷念十四年前被國民黨處死的在北大初戀不果的中共女黨員李芬，揭示出延安：

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氣象，……但當前的現實──請閉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與這氣象也不太和諧。

轉達了有些青年人對其上級以至某些「大人物」的非議：
那些首長以及科長、主任之類，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太少了。

並提出自己的相關看法：
正因為認識了「醜惡和冷淡」，他們才到延安來追求「美麗和溫暖」，他們才看到延安的「醜惡和冷淡」而「忍不住」要發「牢騷」，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這「醜惡和冷淡」減至最小限度。

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所謂「幹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一切應該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

當前的革命性質，又決定我們除掉與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作同盟軍以外，更必須攜帶其他更落後的階級階層一路走，並在一定程度內向他們讓步，這就使我們更沾染上更多的骯髒與黑暗。

藝術家改造靈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艱苦、更迫切。大膽地但適當地揭破一切骯髒與黑暗，清洗它們，這與歌頌光明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

這類主張「暴露黑暗」尤其反對特權的文章很快引起了很大反響，回應支持者甚眾，但部分高級將領賀龍、王震等對此不滿卻更受中共高層注意，以致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毛澤東說：「這是王實味掛帥了，不是馬克思主義掛帥。」

1942年4月初，毛澤東在中央高級幹部整風學習會上就許多人抨擊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做最後總結說：「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此後，延安文藝界對王實味的批判鬥爭就以此政治定位急劇昇級。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明確否定了「暴露派」所提倡的「人性論」、「人類之愛」、「暴露文學」、「雜文時代」等文藝思潮和觀點，並斷言這些都屬於階級立場問題，不但裁決了「歌頌光明和刻畫黑暗」的兩派之爭，而且由此確立了將思想觀點流派之爭歸結為政治立場、敵我路線之爭的批判清算鬥爭方式。座談會期間，毛澤東的祕書胡喬木曾找王實味談過兩次話，並寫信指出：「〈野百合花〉的錯誤，首先是批評的立場問題，……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這種錯誤的立場。」

王實味拒絕認錯，因此遭致從上到下的圍攻批判，並且轉為被追究十幾年前曾與托派中兩位前北大黨員朋友王文元、陳其昌交往過兩年的歷史問題。當時延安的中共理論界、文藝界負責人李維漢、范文瀾、周揚等相繼出面引導批判清算，而且丁玲、艾青等「暴露派」領軍人物也紛紛檢討認錯並反戈一擊，而蕭軍等極少人則因曾為王實味陳情及拒絕隨波逐流也遭批判整肅。

1942年6月下旬，以丁玲、周揚等為首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理事會決議開除王實味會籍。10月底，王實味被中共中央定性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黨五人集團成員」並批准開除黨籍，年底遭關押，次年4月1日又被正式逮捕。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提及延安「整風運動」時說：「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我們承認打了敗仗，於是好好整風。」

1946年，王實味案重新審查後的結論是「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去掉了其他罪名。

中共文字獄第一位受難者
1947年3月，國民黨軍進攻延安，王實味被中共中央社會部轉押到晉綏公安總局在山西興縣城郊的看守所。同年6月，該看守所附近遭到國民黨軍飛機轟炸，轉移前經向中共中央社會部請示，獲部長康生和副部長李克農批准，將王實味祕密處死。

1947年7月1日，中共黨慶二十六週年紀念日，王實味被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於當夜砍殺碎屍後埋入一眼枯井，時年四十一歲，成為中共文字獄第一位受難者。

中共高層在當時顯然以文字獄殺人為恥，毛澤東聽說後也曾大怒，後多次在內部講話中提及撇清，由此將處死王實味一事長期祕而不宣。

直到1978年，與王實味別離四十一年的妻子劉瑩才從廣播中得知，丈夫早在三十一年前就被作為反革命托派分子處決，作為歷史見證人，她斷定那是政治誣陷，於次年開始為其申訴奔波。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發出〈關於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複查決定〉宣布：定王實味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不過，中共中央並沒有改正開除其黨籍的決定。

1998年12月，三聯書店上海分店出版其作品集《王實味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