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瓜多高盧越野賽（Raid Gauloises Ecuador）
1998年9月
科多伯西火山（Cotopaxi Volcano）
海拔4,500公尺

那天大約是凌晨一點，我們在科多伯西火山海拔4,500公尺山腰處一間小屋裡待了四小時，依偎在一起，一邊休息一邊準備踏上最後1,500公尺的攻頂之路。我的隊友──羅伯特．那戈（Robert Nagle）、約翰．賀華德（John Howard）、伊恩．亞當森（Ian Adamson），以及史蒂夫．葛尼（Steve Gurney）──安穩地躺在我身旁打呼著。但是，自從我們踏入這間小屋後，我就不停地哭泣，無法自已。我哭，除了因為這是我唯一能補充氧氣的辦法，也因為我以為自己再繼續爬下去就必死無疑。

我們這支名為「所羅門─普里西度」（Salomon-Presidio）的隊伍，在海拔4,300公尺高處行進了三天，期間只睡了兩小時。而且，當我們拖著疲憊蹣跚的步履抵達轉換區時，雖然領先其他隊伍，但是法國隊緊追在後。我們抵達轉換區時，醫生和賽會主辦方已等候在那。他們看了我們一眼，便命令我們和法國隊都進入一間小屋躺下休息數小時，並要求我們在凌晨一點前都不准展開下一階段攻頂。看樣子很明顯，大家的情況都不妙。我們的身體狀況都不好，而且我是最糟的一個，不但氣若游絲，身體還因為缺氧而發青。我們即將攻上這座海拔高達6,000公尺的火山，從這裡登上頂峰，一般要花上一週的時間。這在越野賽史上算是最極限冒險的挑戰，也是一個超乎一般人所能理解和想像的目標。這是一場費時九天、不眠不休的遠征探險競賽，第一階段的賽程是從海拔4,300公尺處開始，要在零下低溫的環境中行進120公里。此時，比賽才剛進行到一半。

為了安全起見，主辦方決定在我們展開下一階段攻頂之前，檢測所有選手的血液含氧量。如果有選手的含氧量低於70%，他們不但無法繼續，整個團隊還會被處以五小時的罰時。獲准繼續參賽的團隊在海拔5,500公尺處還有一個關卡，如果團隊中有任何選手無法闖過那個關卡，整個團隊不但會被處以兩小時的罰時，選手還必須像隻敗犬般，夾著尾巴垂頭喪氣地回到山下。無論如何，每一組團隊到最後至少要有三名選手留下繼續攻頂，否則整個團隊都會被淘汰。

所以，對我們而言，70%的含氧量就是一個決定成敗關鍵、甚至可能定生死的神奇數字。在現實生活中，我從事消防工作，也是個緊急醫療救護技術員，因此明白含氧量過低的危險。如果含氧量低於95%，表示身體已亮紅燈。如果含氧量已到80%，已經離鬼門關不遠了。含氧量一旦低於90%，就要緊急呼叫救護車送醫救治。如此看來，70%似乎可說是眾望所歸的評判標準。我從沒看過有人的含氧量低於70%還能站著（而且還在哭），所以，我有理由相信自己不可能低於70%。

醫生和賽會主辦方突然出現在小屋門口，帶著血氧監測儀，於是大家排好隊等著檢測。一個接著一個，每位選手都將食指伸入感應器，等待數秒後，醫生便宣布每位選手的檢測結果：「90%……88%……87%……92%……」每個人都通過了繼續參賽的資格。我排在最後一個，因為我很害怕。

醫生一面示意我上前，一面說：「如果妳低於70%，我們就不能讓妳繼續。」

我點點頭。取下手套時，我的雙手都在發抖。我伸出手指，讓他用儀器檢測我的含氧量。

約翰、羅伯特、伊恩和史蒂夫在一旁來回踱步著等待結果，而我依然在發抖。

「71%。」醫生一面宣布結果，一面搖著頭，他們沉默不語。監測儀上的數字閃閃發光，像是在大聲宣判：一旦離開這間屋子，妳可能就回不來了。這一生中，我從沒這麼害怕過。對於我這樣一個在平地長大的女生來說，這座山的海拔高度實在令人難以招架。我知道，跟全世界最厲害的團隊一起參加高地越野賽，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我仍心存一絲自己有能力做到的希望。但現在，因為身體衰弱，我的希望幾乎要破滅了，儘管還是抱著一絲絲希望。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我的血液含氧量仍達71%。但是，這樣的身體狀況還能支撐多久？我自己都不太確定。

我看著隊友，希望他們有人會跳出來說：「嘿！這不值得冒險。妳就留在這溫暖的小屋裡，我們接受大會罰時五小時吧！」但是，沒有人出聲，只是默默地站著等我做決定。這些隊友都是我的英雄，他們都是體育界的傳奇人物。自從1994年開始涉足體育競賽以來，我就一直關注他們的生涯賽事。當我得知他們決定挑選我作為他們的指定女隊員時，我高興得從客廳的沙發上跳了起來，腦袋還撞到天花板。這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是證明自我的機會。在選擇我作為隊員這件事情上，我要證明我的英雄做了正確的決定；而我也下定決心，絕不會讓他們失望。

我問他們：「各位，你們可以在我身上綁上繩子，把我拉到5,500公尺高處的關卡嗎？這樣，我們就只會被罰時兩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