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新文學的整體性與當代文學

相對於中國古典文學而言，當代文學無疑屬於現代中國新文學的歷史範疇。二十世紀八○年代，有些學者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 之類的概念和觀點，即是注意到了當代文學與現代中國新文學的這種整體的歷史聯繫。這種整體的中國新文學觀不僅僅是文學史研究的觀念和方法，同時也反映了現代中國新文學發生和發展的歷史實際。

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中國古典文學，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因為外部時勢的變化和文學自身代有新變的要求，像中國文學史上已經發生過的歷代詩文革新運動一樣，也在醞釀一場革新變化。鴉片戰爭前後，龔自珍、魏源等人首開風氣，主「變」敢「逆」，他們的思想和作品，對古典文學長期以來所依附的道統和文統，形成了極大的衝擊，同時也對十九世紀末期資產階級維新派所發動的文學改良運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基於這樣的影響，加上甲午戰爭後日益加深的內憂外患的刺激，維新派提出的「詩界革命」、「文界革命」等等文學改良的主張顯得更加明確、更加激烈，也更進一步動搖了古典文學的傳統根基，孕育了中國文學從古典向現代轉變的契機。經由十九世紀後半期這些文學革新浪潮的劇烈衝擊，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中國古典文學到了二十世紀初期，已經走到一個歷史轉變的最後關頭了。

二十世紀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嶄新的世紀。民族解放和民主運動的勃興，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尤其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歷史的格局。此後，在近四分之三個世紀的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世界被劃分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各自走著不同的發展道路。在這兩個陣營之間，從社會制度到意識形態，從經濟體制到民情風習，都有極嚴格的區別，並且長期處於一種敵對的狀態和鬥爭之中。這種新的世界歷史格局的形成，對現代中國新文學的發生和發展，產生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使二十世紀初發生的文學革命在很短的時間內便跳出了古典詩文革新的窠臼，掙脫了近代文學改良主義的束縛，在完成從古典向現代的最後轉變之際，即成為二十世紀初爆發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則使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新文學始終置身於這樣的一個新的世界歷史格局之中，在它的影響和制約之下參與改造中國和改變自身的歷史活動，在這個過程中，因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和無產階級的領導而獲得了新的文化品格和本質規定，形成了獨特的藝術形態和精神傳統。雖然在中國新文學發生和發展的歷史上，也存在各種不同的文學派別的分裂與鬥爭和各種不同的文學潮流的消長與更迭，但就其貫串始終的主導傾向和主要潮流而言，卻是在這種新的世界歷史格局中，伴隨著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國革命的發生和發展而形成的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性質的新文學。

學術界習慣將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以前的新文學主流稱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學」，即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學，而將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文學稱為社會主義性質的文學，正是從文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的屬性方面，說明了當代文學與現代中國新文學在本質上的一致性。按照毛澤東對現代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性質所做的階段性劃分，「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是分為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步驟」 。故此，無論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學還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文學，都是整體的中國新文學主流即革命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不同發展階段。正如中國革命的這「兩個步驟」具有一種先後承接和轉換遞進的關係一樣，當代文學無疑也是前此階段的中國新文學主流的一種歷史的發展和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