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糟糕的年代。

一八四二年六月，狄更斯結束成功的美國閱讀之旅返回英國；當時，飢餓的陰影正逐漸籠罩全英。在一連串麥糧歉收之後，麵包價格翻漲一倍；貧窮的鄉下人擠進城裡尋找工作，找不到工作的人則尋求慈善救助。棉業已連續四年嚴重衰退，失業勞工被迫仰賴公家救濟或民間免費食堂。保守的社會評論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嚴厲警告：「數百萬人已活不下去……這個國家顯然正邁向自殺之途。」

狄更斯是堅定擁護教育、選舉權、公民與宗教自由的人，對於升高的階級仇恨感到駭然。八月份，一間棉廠的罷工行動轉趨暴力。短短幾天，爭議演變成要求普及男性選舉權的全國性大罷工，號召者是「人民憲章」（People’s Charter）大型運動的領導者。憲章運動者將議會中產階級激進派「一人一票」的主要訴求帶上街頭。首相皮爾（Robert Peel）領導的保守黨政府立刻派出身著紅色制服的士兵圍捕煽動者。罷工者開始回到工廠，但寫過狄更斯曾一再拜讀的法國革命史的卡萊爾發出了悲觀的警告：「叛亂，反上層階級的憤怒、報復情緒……日漸成為低下階級的普遍精神。」

倫敦燈光明亮的接待室裡，狄更斯身旁常有公侯仕女環繞奉承，但他對共和制的支持就像他的鮮豔領結一樣，難以忽視。卡萊爾初次碰到這位三十歲的文壇名人，輕蔑地形容他「矮小精幹，非常矮小」，而且不懷好意地又說「他的穿著不算好，倒是很有奧塞風格」，意指和惡名昭彰的法國伯爵奧塞（Alfred d’Orsay）一樣。卡萊爾的好友，激進派哲學家米爾（John Stuart Mill），則是想起卡萊爾曾如此描述一位雅各賓黨（Jacobin）革命分子，「一臉卑鄙的流氓氣，但才華洋溢」。在時髦的午夜餐宴上，憲章運動者的「起義」引發激烈爭辯。首相堅持必須採取嚴厲措施遏止激進分子利用情勢，因為真正有困難的人已經得到幫助了，卡萊爾很支持這個立場。狄更斯雖曾誓言，「他比任何人都更願意在任何時刻、走更遠的路去見卡萊爾」，但他認為基於審慎與公平原則，政府應該救濟身強體健的失業者和其家庭。

一七九九至一八一五年的拿破崙戰爭期間，饑荒曾引發一項重要的爭辯，這項爭辯到了「飢餓的四○年代」（The Hungry Forties）再度死灰復燃。爭議焦點之一是馬爾薩斯牧師（Reverend Thomas Robert Malthus）提出的人口學原理。馬爾薩斯與珍．奧斯汀同時代，是英國首位政治經濟學家；兔唇，擁有冷靜的數學頭腦的他也是個害羞、仁慈的聖公會牧師。在他還是副牧師時，就對鄉下教區居民的飢餓狀況深感痛心。聖經認為貧窮是天生的罪， 當時的法國哲學家，例如他父親的朋友康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多半認為問題在於富人的自私。馬爾薩斯發現兩種解釋都無法說服他，他一定得找尋更好的理由。他的《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於一七九八年出版，在一八三四年他去世之前曾再版五次，這本書激勵了達爾文與演化論的其他創始者，也促使卡萊爾將經濟學貶低為「沮喪的科學」（dismal science）。

馬爾薩斯試著為一項事實提出解釋：包括他當下所處的所有社會與時代，「全人類十分之九」注定得窮困勞苦過活。世界上多數人即使未處於挨餓狀態，也是長期生活在擔憂會餓死的陰影下。雖然有些時期較繁榮，有些較不景氣；有些地區較富裕，有些則較貧窮，但生活水準從未超越僅能糊口的基本水準太久。

為了解答亙古以來的大問題：為什麼會如此？這位溫和的牧師的步伐同時走在達爾文和佛洛伊德之前，認為這要怪罪於「性」。不知是因為馬爾薩斯曾仔細觀察教區居民的悲慘生活，或是因為當時的自然科學家開始視人類為動物，還是因為他自己生了第七個孩子，他的結論是：繁殖的衝動超越人類其他一切本能與能力，包括理性、智巧、創造力，乃至宗教信仰。

馬爾薩斯從這個引人爭議的單一前提，推論出一個原理：不論何時何地，人口的增長皆比食物供給的成長速度更快。他的邏輯看似很簡單：假設在某種情況下，食物的供給足以維持特定人口的生存，如此快樂的平衡持續的時間也不會比亞當夏娃在樂園裡的時間更久。動物本能將驅使男女更快結婚，生育更多子女。除非把時間相距拉隔得非常長久，否則食物的供給差不多也是固定的。結果就是，原本恰好足夠讓每個人吃飽的穀物和其他主食的數量將會不足。馬爾薩斯說，不可避免地「窮人的生活會因此惡化」。

任何經濟體裡，只要企業間為了客戶、勞工間為了工作必須相互競爭，人口增加便意味會有更多家庭爭奪食物供給，更多勞工同時爭奪工作。競爭會壓低工資，同時推高食物價格。平均生活水準，也就是每個人獲得的食物量與其他必需品，便會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