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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丁格爾和對戰爭傷亡的看法

讓我們來看看戰爭的恐怖。由於受到戰爭中炸彈造成肢體橫飛景象的強化，我們通常會覺得戰爭的傷亡來自受傷。那已經是數千年不變的看法。但是到了上個世紀，現實卻是多數士兵並非因傷而亡。他們死於疾病。這種知覺的改變，要到一八五○年代弗洛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來到戰場才出現。她的名字現在已是護理藝術與科學的同義詞，同時她也是一位偶像破壞性女性主義者。她把護理師的形象，由社會地位低下的婦女，轉變為與醫師對時代有同等技術貢獻的專業人士。最後一點，她居然還是當時正在興起的數理統計學的開路先鋒。南丁格爾是三重的偶像破壞者。

對於戰爭傷亡問題，南丁格爾經由她在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的經驗，學會改變她對死亡的知覺。傳統智慧說，多數士兵因傷而死亡，所以治療應當專注於他們的外傷。南丁格爾反對這個教條，並證明為何疾病殺死較多士兵。在一八五四年冬天，南丁格爾和三十八名婦女志工在接近君士坦丁堡的英國營房任職，工作談不上效率，她只能眼巴巴地看著死亡率升高。士兵不是由於受傷而死，而是死於高度傳染性疾病，如傷寒和霍亂。最初，南丁格爾相信這些死亡是由於營養不良，那是當時多數人的解釋，而士兵也的確營養不良；但由於死亡人數實在過多，軍方於是下令調查，就在這過程中，南丁格爾學會了以不同眼光去看待死亡。

當春天來臨，營房的臨時排水溝被清理乾淨，死亡率也開始降低。這對南丁格爾來說是一個關鍵性的事件，使她改變了對於「是什麼在殺人」的知覺。她開始有系統地蒐集資訊來調查死亡原因，以及它們與受傷、營養及衛生的關係。是她高超的數學能力導致知覺的最終改變，而她也以此聞名於世。在一封給維多利亞女王的突破性信件中，南丁格爾使用一種呈現資料的新形式─類似餅形統計圖的極座標圖（polar diagram）。南丁格爾以具體的圖形證實，有多少人的死亡根源於不衛生的疾病，以及他們何時死亡。這是形式方面的偶像破壞精神，很可能是這種圖表的第一次實際應用，也完全改變了病人的照顧方式。

這種圖表也說明單純以新的視覺圖形來記錄並呈現資訊，就是一種改變其他人的因果關係知覺的有效方式。在這個圖表出現以前，軍方假定士兵是死於戰爭相關的併發症。這在過去，乃是來自軍事領袖戰爭經驗的自然結果，但他們缺乏醫療護理經驗。南丁格爾以她的實際經驗粉碎了這個教條，而她的經驗與將領的經驗有根本上的不同，也能很快地以視覺形式傳達。由於她的經驗，她學到以不同眼光看待醫療護理，而且，也反過來教導別人以她的方式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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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恐懼的一堂課

馬丁．路德．金恩可能是民權運動中最偉大的偶像破壞者。他親自體驗到恐懼知覺的破壞性效果，由於倡導黑人的權利，他招惹亞特蘭大市住在他周圍的南方白人的狂怒。金恩和其他人一再遭受恐嚇，和種種設計來將恐懼灌輸給黑人的手段。仔細回顧詹姆士．梅雷迪斯（James Meredith），他在一九六二年成為第一位就讀密西西比大學（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的黑人，引發遍及全州的暴動。畢業後，梅雷迪斯於一九六六年組織從田納西州孟裴斯市（Memphis）到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Jackson）的「反恐懼大遊行」，不料就在途中被狙擊手射傷。但早在一九六三年，在「華盛頓大遊行」中，金恩就已在他的〈我有一個夢想〉演講中建立他的哲學。

金恩受到印度聖雄甘地（Gandhi）的啟發，接受非暴力的公民不服從哲學。在它的核心，非暴力的宗旨直接指向克服恐懼的傷害性效果。為了對付黑人對遭受白人報復的恐懼，它顯示人數眾多的和平抗議，可以提供相對的安全天堂，以達到有效的社會改變。不是獨自對抗，這種非暴力策略運用了早已深深燒錄於人類大腦中的「數大即安全」（the safty in num-ber）觀念。不過，更重要的是，金恩堅信非暴力是唯一獲得白人大眾支持的方法。但是並非所有的黑人領袖都同意這種方法，尤其是馬爾坎．Ｘ（Malcolm X），即主張運用更多直接對抗的戰術。

金恩的非暴力策略於一九六五年3月7日到達關鍵時刻，那天在阿拉巴馬州中部偏南的塞爾馬市（Selma）有五百位支持者出來遊行，以抗議白人用恫嚇手段來阻止黑人作選民登記。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聲稱遊行會威脅公共安全，並下令警方採取行動對付遊行群眾。在電視實況轉播下，全國人目擊警察以警棍和瓦斯攻擊和平示威者，導致某些遊行者住院治療，故遊行者稱那天為「血腥星期天」。兩天後，金恩又組織了第二次遊行，但在即將過橋進入首府蒙哥馬利市（Montgomery）之前折回，避開了另一次暴力衝突。最終，他的策略得到好的結果。一星期後，聯邦法官裁決阿拉巴馬州無權阻止和平示威。遊行者終於在3月24日到達首府。數個月後，選舉法案由詹森總統（Lyndon Johnson）簽署生效，其中廢止任何投票的資格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