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 真假曹操

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將漢獻帝初平元年（西元一九○年）到晉武帝太康元年（西元二八○年）這一段，稱之為東漢三國史上的「分裂時期」。講「三國」，其實就是講這段歷史；而首當其衝的人物，則是魏的實際開創者曹操。曹操是一個千百年來褒貶不一、終難蓋棺定論的人物。對他的說法評論之多，意見分歧之大，世所罕見，其民間形象則更是不堪。那麼，作為一個人，歷史上真實的曹操究竟是怎樣的呢？

講三國，先得講曹操。

曹操在歷史上的形象不算太好，客氣的說法是「奸雄」，不客氣的就是「奸臣」，甚至「奸賊」。但魯迅先生說他是英雄。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說：「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這就有了三種評價，也有了三個形象：英雄、奸雄、奸賊。那麼，哪一種評價最準確？

這就要弄清楚歷史上真實的曹操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這並不容易。魯迅先生說，讀《三國演義》，看三國戲，「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靠得住的，當然還是史書。但先生又說：「歷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極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為通常我們曉得，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曹魏，恰恰就是年代很短的，所以曹操「自然也逃不了被後一朝人說壞話的公例」。

壞話說多了，就成了成見。成見一代一代傳下去，就積重難返。具體到曹操，事情更麻煩。因為影響極大的兩部書──《資治通鑑》和《三國演義》，對曹某人都不那麼友好。《三國演義》就不說了，那是把曹操看作「國賊」的。《資治通鑑》在編撰過程中，也刪掉了不少對曹操有利的史料。這其實也是一種「時代意見」。

宋人大約多半是不喜歡曹操的。蘇東坡《志林》說，當時市井說書，聽眾「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這是北宋。南宋就幾乎公認曹操是「賊」。此後元明清，曹操背的基本上是罵名。說好話的也有，不多。到十八世紀中，乾隆一錘定音，曹操被定為「篡逆」，再也翻不過身來。

其實早在晉代，對曹操的評價就開始出現分歧。王沈《魏書》和司馬彪《續漢書》是比較肯定曹操的，甚至曲筆回護；孫盛《異同雜語》和吳人《曹瞞傳》就不太客氣，對曹操的酷虐奸詐多有披露。東晉史學家習鑿齒，更是首創「篡逆」之說。由此而至南北朝和隋唐，史家都是褒貶不一，張作耀先生的《曹操評傳》一書有很詳盡的描述。可見對於曹操，不但「時代意見」不同，「歷史意見」就很分歧。

再加上每個人的「個人意見」，曹操的「真面目」就更難弄清了。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他挨罵。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曹操遭人罵，自然有他的原因。什麼原因呢？也很多。但說得最多的，是「奸」。比方說，篡漢，在古人看來就是奸。狡詐，在古人看來也是奸。不過，最讓一般民眾痛恨的，還是曹操說了「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這句話。一個人，寧肯自己對不起普天下的人，也不能讓天下的人對不起自己，這個人就太壞了。所以，我們必須弄清楚這個案子，看看是不是事實。

這事《三國志》沒有記載，只見於裴松之注所引《魏書》、《世語》和孫盛《雜記》。事情大概是這樣的。董卓入京後，表曹操為驍騎校尉。曹操拒絕董卓的任命，逃出洛陽，抄小路回家鄉。路過朋友呂伯奢家時，把他們一家都殺了。為什麼要殺呢？三書的說法不一。《魏書》的說法是：「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世語》的說法是：「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孫盛《雜記》的說法是：「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看來，曹操殺了呂伯奢一家，是沒有問題的，有問題的是殺人動機。按照《魏書》的說法，是正當防衛，或者防衛過當。按照《世語》和孫盛《雜記》的說法，則是因疑心太重而誤殺。《魏書》是比較維護曹操的，我們姑且不論，就看後兩種說法。

後兩種說法中，孫盛《雜記》的說法又更具體。一是曹操聽見了一些聲音（聞其食器聲），二是曹操殺人以後說了一句話：「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所謂「食器聲」，應該不是洗鍋碗的聲音，是磨刀子的聲音。曹操這才疑心，才殺人。殺了以後，才發現人家是準備殺豬宰羊款待自己，誤殺了好人，這才會「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悽愴（音創），就是悽慘、悲傷。也就是說，曹操發現自己誤殺無辜以後，心裡也是很悽慘，很悲傷的，只好自我安慰，自我排解，很勉強地為自己的錯誤行為做一個辯護。當然，這種辯護並不能洗刷他的罪過。但能夠「悽愴」，總算還沒有「喪盡天良」。

然而《三國演義》的改動就大了。「悽愴」的心情沒有了，「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也變成了「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這又有什麼區別呢？前一句話翻譯過來，就是寧肯我對不起別人，不能別人對不起我。這裡說的「人」（別人），是特指的，就是呂伯奢一家，是「個別人」。後一句話說的，則是普天之下的人，是「所有人」。這個範圍就大不一樣。雖然都是惡，但惡的程度不同，分量不一。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曹操當時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這個話，只是就事論事。意思是雖然我錯殺了人家，對不起人家，但現在也沒有辦法。我現在走投無路，也只好是寧肯我對不起人家，不要讓人家對不起我了。應該說，他還保留了一部分善心在裡面。但是，「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就變成一貫如此，變成理直氣壯了。那就是一個大大的奸賊。所以，僅憑此案就說曹操奸險歹毒，是有疑問的。

不過即便如此，毛批仍說：「此猶孟德之過人處也」，「猶不失為心口如一之小人」。為什麼呢？因為如果換了別人，一定反過來，說寧肯天下人都對不起我，不可以我對不起天下人。但是實際上怎麼樣呢？實際上都是像曹操那樣做的（試問天下人誰不有此心者），然而「誰復能開此口」呢？大家都裝作正人君子，只有曹操一個人坦率地說出了這話。至少，曹操敢把奸詐的話公開地說出來。他是「真小人」，不是「偽君子」。所以毛批說，這是曹操超過其他人的地方，因為這個世界上偽君子實在太多。毛宗崗父子是不喜歡曹操的。他們都說這是曹操的過人之處，那就應該是過人之處了。

實際上，狡詐中有真誠，或者有時狡詐有時真誠，正是曹操的特點之一。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曹瞞傳》，西元二○○年，曹操和袁紹決戰於官渡，許攸從袁紹營中來投奔他。剛一坐下，許攸開口便問：請問貴軍還有多少糧食？曹操猝不及防，隨口答道：起碼還能支持一年。許攸毫不客氣地說：不對！重講！曹操又改口說：還可以支援半年。許攸冷笑一聲：老朋友大概是存心不想打敗袁紹吧？怎麼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講實話？曹操是聰明人，他知道許攸如果不是掌握了情報，便是看透了自己的心思，瞞是瞞不過去了。而且，如果再不講真話，就難以取得許攸的信任和幫助，於是笑笑說：剛才不過是開個玩笑罷了！實打實地說，頂多只夠一個月了。許攸見曹操實話實說，便將自己對戰局的分析和解決的辦法和盤托出，一仗就打得袁紹再也翻不過身來。

曹操如此奸詐，有沒有真實的一面？有。西元二二○年，征戰了一生的曹操一病不起。這時他已六十六歲，按照人生七十古來稀的說法，他也算活夠了歲數。曹操是個豁達的人，對於生死一類的事看得很開，對自己的功過得失似乎也無所縈懷。他留下了一份寫得斷斷續續的《遺令》（載《全三國文》卷三《魏武帝》），算是最後的一個交代。然而，這個天才的傑出政治家，卻出人意外地不談政治。對自己一生的功過得失也只說了一句話：我在軍中執法，總的來說是對的（吾在軍中執法是也）。至於發的小脾氣，犯的大錯誤，不值得效法。餘下的篇幅，就是一些瑣事的安排。比如婢妾和藝妓們平時都很勤勞辛苦，我死了以後讓她們住銅雀臺，不要虧待她們（吾婢妾與伎人皆勤苦，使著銅雀臺，善待之）。餘下的熏香分掉，不要用來祭祀，免得浪費。各房的女人閒著也是閒著，可以學著編絲帶草鞋賣，等等，等等，頗有些絮絮叨叨、婆婆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