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台灣讀者

總有些東西驅使我上街顧錚

街頭攝影至少在中國不是主流。前幾天參與一個由雲南「秘境」攝影雜誌發起的攝影收藏計畫，發現參與其事的六十位兩岸攝影家中，提供具都市生活性質的照片者可說廖廖無幾。這當中許多人都是能夠從鄉村發現鄉野之趣的攝影好手。但我卻忍不住要問：難道在城市的街頭就無法以手中的照相機發現世間的「驚攣之美」嗎？

攝影當然負責全面記錄人類社會生活與實踐的方方面面，同時也因為已具備獨到的表現力而成為了個人表現的重要手段。而街頭作為攝影家永恆的畫室，街頭攝影作為攝影獨有的一種樣式，為什麼至今仍然少受兩岸攝影家的青睞？

說起華人街頭攝影的歷史，其實源頭之一可以說在台灣。我這麼說一點也不誇張。因為，張才先生，早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六年間，就在當時的上海街頭拍攝了大量的城市生活快照。今天的中國攝影史已經有了較多的重新發現，但事實證明，在張才之前，沒有一個人像他當時那麼集中地、一心一意地以街頭抓拍為自己的主攻方向。張才，當之無愧是兩岸街頭攝影的元祖。張才之後，阮義忠的《臺北謠言》、張照堂的大量街頭照片、陳傳興仍然有待整理的萬華一帶的照片等，則更是豐富了台灣街頭攝影的譜系。台灣解嚴前後，街頭抗爭運動中的新聞報導照片在我看來則屬於另外一種性質的街頭攝影。街頭成為表達意見的劇場。何經泰、黃子明、謝三泰、蔡文祥等，在捕捉台灣民眾的自我表達方面都有上佳表現。因我所知有限，只能在此略舉我所知道的台灣攝影家的名字。

大概就在台灣解嚴同時，一九八○年代中期，上海、廣州、天津等地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街頭攝影。當時的官方攝影家協會，圖以沙龍攝影轉移攝影家與愛好者對於現實的關注。也因此，在中國，街頭攝影在一定意義上自動具有了反抗主流攝影與意識形態的意義。一九八○年代，張海兒（廣州）、莫毅（天津）、王耀東、顧錚（上海），一九九○年代，陸元敏（上海）、周明（上海）等，都是當時活躍的街頭攝影家。從時代背景看，當時的幾個中國沿海大城市，肉欲開始迸發，人性呈現活絡，能夠走上集中了人類欲望的街頭而大拍其照，正是大好時機。

可惜中國太大，空間縱深開闊，至今還是有大量拍攝功夫好生了得的攝影家，只願奔赴萬水千山而不願意關照百步之內的都市現實。也因此，至今中國的街頭攝影沒有足夠令人滿意的持續發展。但是，兩岸還是有一些更年輕的攝影家在堅持、在努力，並且也有了較為成熟的表現。台北有鄧博仁等，上海有鳥頭小組、嚴懌波、鄭知淵、鄭州有孫彥初等年輕人，他們的街頭攝影，不僅在觀念上，而且在語言上都已經成就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景象。

篇幅有限，不能在此多言。但我發現，其實這篇小文有可能開啟我的一本新書：兩岸街頭攝影史。

儘管有不少人認為，街頭攝影是OLD FASHION，但我仍然相信，在不斷上演人間活劇的街頭，超現實主義之父布雷東所說的「驚攣之美」，持續地、大量地潛伏於我們腳下。街頭攝影，還要我們不斷地行走，在行走中發現。森山大道在《犬的記憶》中說：「總有些東西驅使我攝影」，我對此作個小小改動與各位共勉：「總有些東西驅使我上街！」

感謝木馬文化給我這個與兩岸攝影家交流街頭攝影心得的機會，也希望通過此書獲得更多的批評與回饋。

都市的閒逛者

自攝影技術問世的一百七十年來，街頭攝影已經蔚為大觀，風格精采紛呈自不待言：既有攝影家如法國人阿傑（Eugène Atget），定焦十九世紀巴黎街頭的古舊場景物象，以期定格歷史的感傷於方寸影像之中，供後人把玩歷史的時移景遷，也有晝伏夜行者如來自匈牙利布拉索夫（現劃歸羅馬尼亞）的布拉塞（Brassai），整夜流連於夜巴黎的街巷與酒肆娼館，用相機攫取底層男女的七情六欲、悲喜歡樂於鏡頭中；既有法國紳士卡提耶－布列松（Cartier-Bresson）以守株待兔式的耐心佇候於街頭一隅，刻意形塑都市這個人工空間天衣無縫的絕妙一瞬；也有如「巴黎的美國人」克萊因（William Klein）者在紐約街頭如鈍牛如小鹿，衝向人群的肉牆，以來自人群的反彈能量開啟快門，拋出一張張猶如與都市對撞後得到的驗傷報告似的刺目、殘酷的照片；既有如美國人弗瑞蘭德（Lee Friedlander）那樣的以一種兼融感傷與冷漠的目光在都市景物中尋找自我這個「他者」的投影的攝影家，也有一心想在街頭用自己時刻張大著的眼睛－－鏡頭來捕捉生活偶然探頭的真實者如美國人維諾格蘭（Garry Winogr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