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八十年代初，山中的鄉鎮公路像是結繩記事的麻索，疙疙瘩瘩地蜿蜒在山谷之間。一輛三十八座的舊客車，近乎是一個渾身叮噹作響的貨郎，費力而又間歇著行走在那山路上。

下坡的盡頭，是一棵古樹，古樹的後面隱約看見一些瓦脊——通常這就是一個街口，街身則埋伏在那些曲折的土坡岩石之後。

客車沿坡沖下來，很早就開始踩刹車，發出吱呀的怪叫。甚至刹車片被摩擦出黑煙，像一個打屁蟲似的連滾帶爬地滑下，很臭地彌漫在山路上。但它仍舊準確地停靠在了小街頭，最後停穩那一刻的晃動，把車上所有人都搖醒了。

我懷抱吉他最先下車，在路邊放下吉他。同行的鄉民和街頭的閒散老少，都好奇地盯著這個奇怪的樂器打量。我從車後爬上車頂的貨架，掀開網繩拎起行李跳下來，一臉迷惘地問路，然後遲疑地走向鄉公所。沿街的皮匠鋪、理髮店和端著碗吃飯的大人小孩，都古怪地看著我這個形貌時尚的外鄉人。

那是1982年的秋天，大學畢業的我，就這樣被分配到了一個名叫公母寨的鄉鎮。

2.

公母寨是鄂西利川縣最偏遠的一個土家族鄉鎮。

鎮子被高山鐵桶般圍住，一條來歷不明的河流，嘻嘻哈哈地迤邐在街邊。臨河的房屋，都是土家人典型的吊腳樓——看上去似乎一半的木樓，都被幾個柱子斜撐在河面的石礎上。這些老屋年久失修，次第層疊的瓦頂，俯瞰多是歪歪斜斜的，仿佛一群戴著斗笠的醉漢，依偎在一起取暖似的。看上去如果抽掉其中哪一個房子，也許整條街就會像多諾米骨牌一樣的連串倒塌。

作為文革結束之後，第一批應屆生考上大學的我，畢業之後卻從城裡分配到這樣一個窮愁潦倒的鄉野，內心不免鬱悶之極。我看見那時的我，扛著和整個鄉鎮完全不和諧的行李，一副明珠暗投的負氣模樣，趾高氣揚地找到了鄉公所——這個畫面令我慚愧至今。

鄉公所在上街的一個老院子裡，除了門口掛著幾塊木牌，注明了這是基層政府之外，基本看不出來這還是曾經的土司衙門。只有門口蹲著的兩個傻大粗的石頭獅子，缺胳膊斷腿的滿身傷痕，提示著這個院子的曾經威儀。

我進去打聽，經人指點走向後院深處的黨委辦公室，給書記遞過介紹信。書記先是打量了一下我那一身不合時宜的著裝，然後低頭看縣裡人事局的介紹信。我略略有些局促不安地王顧左右，不知道我人生的第一位上司，要將我如何發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