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曾是中國近代留學的高峰時期，從1842年鴉片戰爭至此的半個多世紀裏，西方和日本不間斷的戰爭侵略、清政府的腐朽統治和節節敗退、不斷割地賠款求和已經使舊中國風雨飄搖、岌岌可危，眾多有識之士紛紛負笈海外，希望通過對西方先進科技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學習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與此同時「庚子賠款」的退還、清朝科舉制度的廢除、留學政策的變化、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學堂的設立，都為當時大批學子出國留學提供了一定的條件。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胡適、徐志摩、梁實秋、聞一多、林語堂等都曾在這一時期到歐美留學，長期在國外學習生活，他們不僅大開眼界，親眼看到西方社會在近代科技文明發展下的快速進步，親身體驗到與腐朽落後的舊中國完全不同的現代生活方式，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的社會觀念和自由主義思想也使他們深受影響，使他們在自覺或不自覺之間對其表現出深深的認同。而在西方，自由或自由主義是一個悠久的歷史傳統。正如自由主義研究者阿克頓所說：「自由是古代歷史和現代歷史的一個共同主題：無論是哪一個民族、哪一個時代、哪一個宗教、哪一種哲學、哪一種科學，都離不開這個主題。」古希臘向來以自由和平等著稱，十四世紀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和比之稍晚的宗教改革運動把人們對神的崇拜和關注專向了以人為中心，具有人文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近代西方各國資產階級革命則為自由主義的產生和發展開闢了道路，使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理論、一種思潮、一種意識形態甚至一種政治運動真正形成，從此自由主義就成為並一直是西方近現代社會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或者在某種意義上，西方近現代思想史就是一部自由主義興起、發展、受到挑戰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