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蘇軾在剛剛成名的仁宗、英宗時期，執政者視蘇軾為宰相人材或者想用唐人故事直接入閣翰林還僅僅是一種詩意的想像，元佑時期，蘇軾的政治名聲地位僅次於司馬光（後來的元佑党碑，蘇軾也名列第二），按理來說，則進入三省內閣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如同范祖禹在元佑五年給朝廷的奏章所說：「今尚書缺官，陛下如欲用軾，何所不可？」但蘇軾就是未能入閣，也如同范祖禹所感到困惑不解的：「今有一蘇軾而不能用，不知更求何者為才也。」是不是蘇軾不具有政治家的才幹？非也！蘇軾其人，不僅僅是具有在儒家文化氛圍中所形成的遠大政治理想，而且，他與李白式的虛幻政治理想具有本質的區別：李白空有遠大的政治理想，卻缺乏實幹家的精幹能力，李白的政治理想，落腳於功名富貴，蘇軾的政治理想，卻是在范仲淹等前輩共同建構的淑世精神土壤上形成。對於蘇軾的政治才幹，蘇轍和李之儀等及史料都頗多記載，因此，是頗為可信的。曾作為蘇軾在定州的簽判幕府的李之儀曾回憶說：「邂逅子瞻過餘，方從容笑語，忽有以公事至前，遂力為辦理，以竟曲直」，見出蘇軾嚴謹官員的一面，令人敬佩而驚訝；而蘇轍為蘇軾所作的《墓誌銘》，則更是最為可信的、最為詳盡的記載，茲整理出蘇軾十二大政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