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把女人放進歷史。」

「不，不是把她們放進歷史，因為她們本來就在其中。」

＊以下節錄自本書〈為婦女喉舌──葛爾達‧勒納的學思歷程〉一篇：

我是一個出生在1920年維也納中產猶太家庭的女孩。我的家庭是夾在殘破帝國下受侵略與動亂威脅之極不安寧下的寧靜小窩。一位猶太女孩在奉天主教為國教並且視反猶主義為優良政治傳統的國家成長，意味著從很小的時候開始，便被視為異類。猶太人被隔離―我們並不「正常」。法西斯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組成政黨，它們在我成長的歲月中漸趨茁壯。最終，他們是否會掌權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作為一個猶太人，我在成長過程中也不斷被提醒，猶太人的歷史就是不斷地被迫害、毀滅，接著間隔著短暫勉強的寬容，但旋即又再次進入被迫害和破壞的另一個週期。

1938年3月納粹佔領奧地利，這直接衝擊到我的家庭。不出兩個星期，一位「友善的納粹」告知父親他的名字在逮捕名單上，父親當天就離開了奧國。他之所以有能力這麼做，是因為在五年前他在鄰近的小國列支敦斯登開了一間藥局，並且時常前往洽公。他的遠見以及從未返回奧地利，在日後保住了全家人的性命，因為當全世界都對猶太人關上門時，提供了我們一個落腳地。隨即，父親的遁逃導致武裝納粹兩次強行搜索我們家，而幾個星期後母親和我遭到逮捕。我們被隔離開來關入一般的市立監獄，但是未被控訴任何罪名。後來才明白，這是為了引誘父親返回奧地利，而把我們作為人質。

我與兩位年輕的政治犯同房，他們都面臨漫長的刑期。他們教導我勇氣以及隨機應變，而當因為我這個猶太人而讓我們的食物被減半時，他們仍舊將食物平分給我。他們是社會主義者，並且身體力行。我那時相信自己永遠失去自由；若我的地下活動曝光，更將在集中營結束一生。那時候我才明白，正面迎擊最糟的可能，是能夠克服恐懼的，即使是在最為絕望的時刻，只要勇敢反擊便能重新點燃希望之火。我著魔般地想要逃出監獄去參加畢業考試（Matura exam），若是沒有通過的話，我便無法在歐洲就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