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重塑新女性】

在丁玲涉及「革命加戀愛」主題的小說中，新女性不像石評梅所表現的那麼憂鬱感傷，也不像白薇所表現的那麼歇斯底里，更不像左翼男性作家筆下的既頹廢又革命的女人，浪漫地用她們魅人的身體去實現革命目標。相反，她們面臨一個新的政治環境，隨著左翼作品中「大眾」這個形象的出現，這些新女性開始處於尷尬的地位，因為她們大多都象徵著現代和西方的女性觀念，還帶著濃厚的小資產階級色彩。

早在一九二八年，女作家丁玲就以她的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而聞名，小說通過第一人稱敘述者的聲音，大膽、開放、坦率地訴說了一個現代女性的欲望、身體、性本質和困境。正如劉禾所指出的，《莎菲女士的日記》「通過堅持採用女人和女人之間的親密交談的方式，她以性別化的詞語，重新界定了閱讀和寫作」，並且「這樣一種女性間的交談使得才子佳人（本土的）以及中世紀的歐洲騎士（舶來的西方理想）都成為冗贅之物」。

不像石評梅和廬隱那種極端隱秘的帶有詩意的談話，莎菲的坦率不僅談論內心的一切，而且勇敢地表露女人的欲望，特別是身體的性的欲望。丁玲並沒有建造一個超驗的、藝術的、審美的烏托邦式的女性聯盟，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記》把一個覺醒了的女人放回到世俗的世界中，孤獨而病態，並讓她大聲地說出自己真實的欲望和作為現代女性的痛苦。五四運動之後，女人能夠如此敏銳地意識到她們自己的身體、欲望和性本質是意味深長的。

然而，雖然丁玲是表現女性主體性的先鋒，但她的寫作卻在1931年之後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那一年，她的丈夫，共產黨員胡也頻被國民黨殘酷地殺害了。從那以後，她的文學寫作就開始緊緊地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聯繫在一起。先不說她的意識形態寫作，還是分析她的《韋護》和《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之二）。

這三篇小說都寫於胡也頻死前，屬於「革命加戀愛」的類型。雖然後來丁玲承認她「陷入戀愛與革命的衝突的光赤式的陷阱裏去了」，可是正如梅儀慈（Yi-tsi Mei Feuerwerker）所說的，這三篇小說「顯示出丁玲已經解決了從愛情到革命、從聚焦於內心體驗到關注政治現實的外部世界的艱難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