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盧曼同行

我開口跟老姊說：「我們就這麼順利地解脫了！」老姊坐在前面的助手座上一語不發，只是微微地將頭偏向窗戶，藉此對我示意：她懂！對於我這種無厘頭式的開場，她早就習以為常，也完全明白我到底在講些什麼。

「離開、消失、結束。他能夠在把全家都折磨死之前就劃下句點，與其咒罵，倒不如稱讚這樣一位老爸！」我說。

做了了結；光天化日下還是有些作用吧？一旦結束了，總會有些令人驚嘆的事情吧？愜意、陽具、做了。現在我所要做的，是個碰撞頭墊的慣性運動；只不過，一切都停留在空中，在我的手還來不及舉起之前，它們又被放回膝蓋上。傻嗎？是啊，我所做的一些事都還蠻傻的；只可惜，能夠治療這類症狀的理性藥草至今尚未長出。老姊有在聽，可是當下卻不看我；不僅因為她正對著盧曼微笑，更因為這輛車的噪音吞噬掉了其他更微小的聲響。

盧曼‧阿波斯托洛夫不太適應我跟老姊的溝通方式。他的整個頭髮直達髮梢都維持著立正站好的姿勢。我的言論對他來說簡直是駭人，不過他對老姊卻是十分地仰慕。他有著過人的聽力，我們在說些什麼，他幾乎都能聽懂；除了有時我們故意落一下「施瓦布語」，這時他偵探般的語言能力，才會對這種既軟且平的口音束手無策。

盧曼宛如我們的「赫耳墨斯」，他不但邊開車、邊找路，還邊幫我們把話傳來傳去。他是那群絕望的保加利亞駕駛人其中之一；對於那些在疾駛而過的街邊敗壞一切的事物，他們完全視若無睹。開車穿越這個令他失望的國家，他似乎比我們姊妹倆還要緊張；尤其是到了夜裡，這個國家又顯得更加令人失望。

我跟老姊說：「其實我們也不該抱怨。我們不但受到養育，還從沒挨過打，而且漫長的求學過程也都獲得了資助。就連最後他走了，都還留下了一筆小小的遺產給我們。人生如此，夫復何求呢！」

我這話中充滿抑鬱的理性，著實讓我自己作噁，以致有好一會兒我連半句話都說不出來。老姊反正是很少出聲。而盧曼則是不敢在此時為了延續話題而攪和進來。

正當我們將克里米克夫斯基冶金工業的紅色煙塵拋在我們身後之際，我呢喃地對老姊說：「對老爸的恨偶爾會夾雜一些愛老爸的小火花。」這個工業區曾是德國與保加利亞雙邊友好的產物。

當老爸可以現身時，他就會出現！

這彷彿是場晝伏夜出的夢，在夢裡，我們老爸經常會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