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談自己，我總覺得怪怪的；寫自己，心中總有一種排斥感。我也自覺自己不是什麼成功的榜樣，可以為自己寫自傳。事實上，對任何偉大政治人物的傳記或自傳，我總有一種排斥感。

我有這種排斥感，來自科學、政治、歷史哲學家Karl Popper（卡爾．波普爾）的啟示。他在一部鉅著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開放社會及其敵人》，1954）中曾說：「Civilization is to survive, we must break with habit of deference to great men. Great men make great mistakes.」（文明如要生存，我們必須拒絕對偉人崇敬的習慣。偉人製造重大的錯誤。）換言之，世上實在沒什麼偉人，有的話，都是編造出來的。在民主的社會裡，政治人物都是我們選出的僕人，包括總統等。退休後，這些政治人物的傳記或回憶錄絕大部分都是吹噓自我的偉大。在西方民主社會，任何人的傳記或回憶錄總是會受到不時地評論及批評，難以蓋棺論定。

但在中國的政治人物，都是永不做錯的偉人；殺人如麻的毛澤東或蔣介石永遠都是偉大的人物，批評他們還會遭受到牢獄之災，我就是其中的一個受害者，雖未入牢，卻受到放逐三年的黑名單之禍。

在一生忙碌的生命中，我未曾動過寫傳記的念頭。但為什麼我會在退休後，花了三、四年的時間來寫這本書呢？

2002年中，我在西非甘比亞共和國擔任大使時，我的三個孩子及老大的未婚妻來信，要來甘比亞看我。我求之不得，高興地歡迎他們。這是他們第一次訪問非洲；老大出生在非洲肯亞，兩歲多時才離開，所以他特別感到興奮。我也特別安排他們到各種不同的景點，及難以到達的地方，讓他們多瞭解甘比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