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自身本原的而非外界強加或扭曲的思想究竟是什麼？這是魯迅學研究的根本課題。
 
我在《中國魯迅學通史》緒論中提出這樣的看法：「魯迅研究的科學形態是魯迅本體的趨近性還原。」而「作為一種人學與精神學的魯迅學史，其實則是每一時代的魯迅學家在反思本學科前輩學者研究歷程中，對人之本質、精神之本質、魯迅是誰、魯迅研究到底為了什麼、魯迅學到底是一種什麼學問、學史上到底有哪些得失、究竟應該怎樣總結歷史的經驗這一連串問題的理性追問和精神體驗。通過這些窮根究底的連續追問，我們才能逐步從盲目走向自覺，從蒙昧走向清醒，從晦暗走向光明，在不斷的『去蔽』中昇華至『澄明之境』」。
 
通過歷史的回顧與反思，我們已經認識到中國魯迅學史經歷了很長的曲折過程，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裡不是追求「魯迅本體的趨近性還原」，而是用「我注六經」或「六經注我」的方法，在「預設的思想體系」內「借魯迅說事」，為我所用。例如在十年「文革」中，魯迅一會兒被他們改塑成了一個為了貫徹「文革」路線而「打落水狗」、而堅韌、持久地衝鋒陷陣的政治鬥爭的工具；一會兒又變成了「俯首聽命，甘願做無產階級革命的『馬前卒』和『小兵』的政治奴僕」。
 
對魯迅的扭曲與改塑簡直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魯迅自身本原的而非外界強加或扭曲的思想已經被「遮敝」了，有的只是宣傳者從自己的政治需要出發而捏制出的思想泥塑。一些群眾對魯迅的誤解以至反感，很大程度上是來自這種扭曲式的宣傳和中國魯迅學界對魯迅的片面闡釋，並不出於魯迅自身的本原思想。
 
「文革」結束後，伴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開展，中國魯迅學界開始竭力掙脫預設的思想禁錮與思維模式，向著魯迅本體回歸。對魯迅「立人」思想的發現與進一步闡釋，應該說是二十世紀後二十年中國魯迅學的最大收穫。在新世紀裡，我們有必要沿著這條思路更為深入具體地挖掘魯迅思想的內核―魯迅早期提出了「立人」思想，中期即「五四」時期有了更為明確的概括，此後畢生堅持了這一宗旨。
 
那麼，魯迅的概括和宗旨究竟是什麼呢？
 
我認為就是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提出的兩句話：
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這正是魯迅的本原思想。有必要進行一番認真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