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代初期，我就跟小說的內部城市一樣萎靡不振。我的第二本小說《強震》是個長篇複雜的故事，描述道德動盪世界裡的一個中西部家庭，而這一次，我不再像《第二十七個城市》那樣，用反諷和輕描淡寫來掩蓋我的炸彈，反而直接靠修辭扔出瓶裝汽油彈。但結果如出一轍：又是一張全是A和B的成績單，只不過給分的是書評而非老師（年紀還小時，我既渴望老師的認同，又不以此為滿足），不錯的收入和不恰當的沉默。在此同時，妻子和我在費城復合。我們花了兩年繞了三個時區，試著找尋一個舒適宜人、花費不高、不會讓我們覺得彼此像陌生人的地方。最後，經過深思熟慮、徹底研議，我們在另一個蕭條的城市租了一個太貴的住家。而我們持續淒慘的狀態似乎毫無疑問地證明，這世上沒有地方適合小說寫作者居住。

在費城，我開始做無謂的計算，把我前一年讀過的書籍冊數，乘以合理預期我還會活著的年數，那三位數的相乘結果似乎暗示著死亡還沒那麼近（雖然這未必令人興奮），反倒凸顯了閱讀的慢工細活，與現代生活運動機能亢進之間的不協調。忽然間，我那些曾經愛閱讀的朋友彷彿都不再閱讀，而且毫無歉疚。我問一個以往主修英文的年輕朋友最近在讀什麼書，她回答：「你是說線性閱讀嗎？比如從頭到尾讀一本書？」

文學與商業市場之間，從來沒有流失過這麼多的愛。消費經濟喜愛能以高價賣出、損耗迅速或能經常改良、且每次改良都能增添些許實用性的商品。在這樣的經濟體制下，永居新品寶座的不僅是品質較差的商品，還是名不符實的商品。文學經典作品價格不貴，可無限次重複使用，最糟的是無法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