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之，在被視為後現代主義的文學表現的「同志」、「酷兒」、「情色書寫」中，舞鶴又以《鬼兒與阿妖》（二○○○）、《舞鶴淡水》（二○○二），所謂「肉欲書」，嘲諷「異端」之為時尚。他自大學時代的現代主義習作中即見端倪的，其實一路貫穿的，以肉體情欲之解放為個人「自由」的最後堡壘的信仰在這兩部作品中得到極端展現。
 
此後長篇《亂迷》（二○○七）有意以書寫規則的極致顛覆，來進一步實現他文學形式與自由信仰的統一互見：「流暢中文」的規範被徹底拋棄，囈語胡言，包裹的是他自早年寫「家族史」的「野心」以來，身而為人、為台灣人、為世紀末台灣人的不斷自我尋求與自我割棄，最終抖落時代與意識形態加諸個人的「執迷」。在此意義上，書寫是自由的獲得，也是求自由之路。舞鶴的創作，由此成為戰後台灣現代化激發的個人意識的一個完整、酣暢的鏡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