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自1895年依「馬關條約」割離清國，至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段期間，屬於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每當遇上敏感的「認同問題」時，研究者自身所謂的「中國／臺灣民族意識」，往往成為詮釋日治時期人物的民族認同的標尺。有趣的是，臺灣歷史中有些被稱為「協力者」的人物，經由不同民族史觀的詮釋，竟有著全然不同的面貌。早期中國民族主義強調「反帝、反封建」，與臺灣相關的研究也必須依循此準則為人物定位。臺灣意識興起後，研究者或站在相反的角度，一定程度地肯定日本統治者的功績；或是站在「反抗史觀」評價當時的人物與事件。站在「反抗史觀」看待「協力者」，則可能得出兩種不同的評價：一是一味地指責「協力者」是統治當局的棋子，一則是尋求「協力者」有功於臺灣的蛛絲馬跡而將之詮釋為「協力者」的反抗意識。

然而，某人是否具有某意識，是我們透過對他的生命歷程、所處的時代、他的著述、行動、甚至是交友網絡等等的分析，得到的結論。再透過結論，檢視他生命歷程的每個細節。也就是說，這是一個辯證的過程，而非絕對的標準。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二十世紀初，由於新思潮的激盪，臺灣人開始追問：「我是誰？」受日本統治期間，臺灣人開始認識「異與己」，並尋求認同。

筆者認為，這個牽涉殖民結構的問題，必須從日本與臺灣各自的社會脈絡談起。日本展開海外拓殖行動的背景是什麼？當臺灣人遇上新的統治政權，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如何面對？作為亞洲第一個殖民帝國，日本如何進行對臺灣的同化策略？臺灣與日本同屬儒學文化圈，殖民統治者如何利用文化作為溝通的橋樑？臺灣人又如何面對日本統治下「文化」與「文明」的變革？透過史料的耙梳，將「協力者」的身分與行動，放在殖民歷史的脈動中反覆思考；經由反覆的探問，讓「認同」的矛盾在「異與己」的辯證下更加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