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學術資本主義崛起：新自由主義與臺灣社會結構轉型

林宗弘

台灣的大學教育面臨崩壞的危機，不僅私立大專院校面臨倒閉、教職員遭到「不續聘」、拖欠薪資與保費，就連部分公立學校也面臨減招、系所合併或教師不續聘的情況，更嚴重的是大學教職的「彈性化」，造就了一群找不到穩定工作而無法累計年資、領著低薪、教學時數又高的流浪博士。大學擴張之後的結果，無論在教學品質或研究發展上，都對青年學生以及畢業學子造成致命打擊。諷刺的是，上述的大學崩壞竟然是以「教育改革」、「大學自主」與「追求頂尖大學」等名義，實施各種壓榨年輕學者的政策所造成的後果。

冰凍三尺非一夕之寒，本章將介紹大學崩壞的歷史起源，我們認為在過去約二十年間全球「新自由主義」、「學術資本主義」的崛起是整體高等教育環境共同的變化，然而台灣的高等教育危機又與整體產業、財政與人口結構的崩壞，以及台灣官方扭曲下的高等教育改革息息相關，在未來將匯合成為衝垮臺灣大學學術自由、經濟創新與人力發展、社會穩定與就業安全的洪流。

一、新自由主義轉型下的大學

一九七○年代之前，全球各國的大學被當成是一種公共投資，或稱為「知識的公共財體制」，由於大學所訓練的人力資源有外部性、享受科學成果、或由於大學培養出技術勞工而獲益的人（例如個別廠商），可以白搭便車，未必需要出錢培養大學生。在白搭便車的難題下，要如何維持大學教育？依據公共財理論，可以由國家（納稅人出資）或由私人合作（例如基金會）建立清楚的學術社群邊界，以學術自由、就業安全、研究獎金與聲望為激勵機制，來獎勵學術社群的研究與教育工作。這正是一九七○年代末期以前，全球學術界通行的規則。

以這段時期的美國大學為例，大學科技研究的資金大部分來自國防部甚至中央情報局等，其中也不乏與民間企業合作者，但學術社群的自治性高，不太關注企業化管理與大學獲利，也不甩政府教育部門或工商界的利益。在學術公共財體制的時代，科學社群可以靠聲譽與研究倫理來刺激科學變革。寫下相對論的愛因斯坦或發現雙螺旋鏈的華生，雖然充滿學術企圖心，但是不需要對大學收入、廠商獲利或國家經濟成長負責，學術圈內的知識分子（包括學生運動）更經常批判時政，自詡為社會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