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經濟倫理的對話：入世抑或現世？

前言：儒家不利於近代資本主義？

韋伯的力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代表了一個重要意涵，即將馬克思（K. Marx）的唯物史觀徹底倒轉，改從精神層次的思想信念入手。韋伯一方面希望人們「理解觀念是如何成為歷史上的有效力量」（Weber著，1991：68），但同時卻拒絕成為一個文化決定論者（1991：146）。長久以來，韋伯對於思想背後的歷史發展和社會基礎，始終予以高度重視並大量論述，稱之為文化決定論或唯心論者，實為最嚴重的扭曲。舉凡貨幣、城市、行會、科層組織、親屬結構和法律，都經常密集地出現在韋伯的討論中。但無論如何，韋伯至少高張了經濟發展背後的文化因素。

然而，當場景移到了深受儒家文明所影響的東亞，為何東亞會在現代化中歷經了讓全球稱羨的經濟奇蹟？當然，若干國家政策、經濟要素與國際條件都是關鍵，但其中沒有文化因素嗎？若是有，是否即為儒家倫理？遺憾的是，早已在20世紀初，韋伯就斷言了作為文化因素的儒家對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利。雖然韋伯並未認為儒家是阻礙近代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唯一因素，甚至也沒有說它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素。但韋伯是怎樣論證的呢？而他的此一斷言是否正確呢？

以韋伯的學術分量，此一斷言當然激起熱烈的討論和質疑。它可以是本書展開儒家與韋伯對話的最重要切入點。在以下的篇幅中，筆者將逐一析論兩種不同的主要質疑。其一是從理論與思辨層次來駁斥的，它訴諸儒家的內在超越性；其二則是從經驗與實踐層次來挑戰的，主張一種所謂「通俗的儒家」（Vulgar Confucianism）。

壹、理論與思辨層次的質疑：內在超越說

先來說第一種質疑，它認為韋伯錯誤地看待儒家在個人與世界之間缺乏緊張性，因而低估了其自傳統與因襲中解放、並發展出經濟理性主義的力量。

一、觀點與論證的鋪陳，韋伯說了什麼？

原本，韋伯的相關論證是從對比西方中世紀的修道主義以及「出世」精神開始的。他指出，諸如喀爾文主義（Calvinism）的基督新教，在信仰態度上呈現了一種獨特精神，即所謂的「入世制慾」（inner-worldly asceticism）。簡單地說，就是將信仰中的敬虔落實在日常生活的具體行為中，而不是在修道院裡冥思祈禱。韋伯很傳神地描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