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承認我們個人是無能的──我們無法影響他人,我們無足輕重,我們父母一生信奉不渝的價值對我們毫無意義,我們像奧登(W. H. Auden)筆下「『無名的他者』」那樣,對他人和自己都不值一文──真是情何以堪。過去四十年來,關於個人能力與潛能的言論是這樣地多,但是對於個人具有在心理與政治上改變現況能力的信心卻是少得可憐。這類言談至少有一部分是基於補償心理所顯現的症狀,因為我們不安地發覺到自己的權力喪失了。
因此,在人類認為以按鈕的方式便可將地球毀滅的過渡年代裡,有人會提議人類放棄此一恐怖的實驗,是可以理解的。克拉克醫師(Dr. Kenneth B. Clark)在美國心理學會會長的就職典禮中論證說:在我們身處的時代中,要信任個人的心情與選擇,是太危險的事了。……我們不再能掌控當權者,因此必須靠鎮定劑來控制我們的領袖。」慮及克拉克熟知紐約哈林區及黑人族裔的無力感才有此提議的背景,我們可以同情他的絕望論調。但是我們不能不了解,當化學藥物立意要治療當代人的侵略性,並發展其「合群」人格時,卻發現藥物的使用與人格的萎靡以及個人責任感的消失,是息息相關的,讀來怎不令人沈痛。這樣的改變實際上意味著人性正逐漸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