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懲戒與矯正

在監禁所牆內，我們不只可以找到貧窮和瘋狂，而且還可以發現其它樣態更為繁複的面孔，但這些身影之間的共同性並不容易辨識。

監禁措施在其原始的形式之下，很明白地曾像一部社會機器那樣作用過，而且這部機器的作用範圍很廣，因為它由最基本的商業調節，一直擴張到布爾喬亞的偉大夢想中由自然和美德綜合權威所治理的城邦。如果我們由這一點推論，監禁措施的意義可以完全由一個幽暗隱密的社會目的來解釋，也就是說，它允許社會群體消除對其異質和有害的份子，這樣的推論很容易，只要向前推進一步即可。在這種論調之下，監禁便是「社會適應不良分子」（asociaux）的自動消除；換言之，古典時代，以一種非常確定的有效性——而且因為更加盲目，所以就更為確定——消除其威脅的份子，亦即我們不無猶豫、亦不無危險地分發到監獄、感化院、精神病院或精神分析師診所的人物。以上這個論調，大約便是本世紀初的一整群歷史學家●1想要證明的說法——如果我們用歷史學家來稱呼他們並非誇大其詞的話。如果他們懂得找出監禁措施和重商政策之間的明顯關連，那麼他們很有可能會認為，這個關連還能進一步支持其主張。也許這個關連將被認為是唯一有嚴肅意義的和唯一值得考察的對象。他們當時應該要能但卻沒有指出，瘋狂的醫療意識的形成是建立於什麼樣的社會感性背景之中，而且兩者間這麼重大的關連，使得未來要決定監禁或解放的時候，這項感性還會扮演調節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