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論

一、西潮的衝擊及其影響

二十世紀的中國遭受全球化的衝擊，如飢似渴地吸收不同國家的文學、文化以至於林林總總的思想及主義。此中包括五四時期的多元吸收，五十年代大陸對蘇聯文學、文化的輸入，「文革」之後，八十年代初的大陸又大量接受西方思潮，可謂五四之後的另一高潮。至於香港、台灣方面，則在英、美文學及思想的譯介以至於比較文學方面，掀起一陣文學熱潮，從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可謂乃其鼎盛時期。這一切的文學吸收與思想啟蒙，對於出生在二十年代並以武俠小說崛起於五十年代的金庸（查良鏞，1924—），均有莫大的衝擊。

五四時期，英美及日本思想深深地吸引了五四的文人學者，例如胡適（適之，1891—1962）對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實用主義」的推崇，對自由主義的信仰；徐志摩（槱森，1897—1931）對英國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的接受，對印度詩人泰戈爾（1861—1941）的引進；梁實秋（治華，1903—1987）等人對莎士比亞的翻譯；吳宓（雨生，1894—1978）為首的學衡派對白璧德（Irving Babbit，1865—1933）的人文主義（Humanism）的推崇以及中、西文化的比較論述；魯迅（周樹人，1881—1936）、周作人（星杓，1885—1967）兩兄弟對日本文學及文化的介紹，對域外小說的譯介，對希臘文化的追溯；郁達夫（郁文，1896—1945）小說所受日本私小說的影響；曹禺（萬家寶，1910—1996）的《雷雨》，更是移植了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的《群鬼》（Ghosts），在巴金（芾甘，1904—2005）的《家》、《春》、《秋》之外，以戲劇的形式響應了五四的激烈反傳統思潮，揭露了「家」的黑暗，從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易卜生透過曹禺的《雷雨》，影響了金庸的武俠小說。因此之故，方有金庸《天龍八部》中，蕭峰在雷雨之夜以降龍十八掌猶如閃電般擊殺他心中的仇人段正淳，不料卻是戀人阿珠易容代父受罰，而此中隱藏的便是《雷雨》中的血緣糾纏。同樣，金庸《雪山飛狐》中眾人上山說出胡一刀被殺的始末，正是喬萬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十日談》（Decameron）的翻版。《雪山飛狐》中胡斐的舉刀殺或不殺苗人鳳，《神鵰俠侶》中楊過猶豫於殺或不殺郭靖，正是莎士比亞《王子復仇記》（或譯為《哈姆雷特》）（Hamlet）中哈姆雷特的著名掙扎：to be, or not to 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