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周邊」的重新界定：移動與變化的「中國」

要說明「周邊」，應當先說明「中國」。

原本「中國」並不是問題，「中國」之成為問題是在晚清民初，即張灝所說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1895–1925）。[1]眾所周知，晚清民初是一個各種觀念激變與衝突的時代，也是一個由於進入現代「國際」需要重新定義「國家」的時代。在「中國」起源與界定這一問題上，當時大致有三個說法相當流行，即「中國文化西來」說、[2]「苗先（原住民）漢後（外來者）」說、[3]「中國本部說」，[4]在當時這些說法對中國的自我認識衝擊非常之大。到了1920年代出現「古史辨」運動，它對傳統文獻與古代歷史的質疑，不僅帶來了對傳統古史的破壞，也逐漸摧毀了「出於一源」的歷史觀。[5]在舊的中國歷史起源說摧毀之後，便逐漸出現各種新的歷史解釋。自從1927年徐中舒（1898–1991）發表〈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6]同年蒙文通（1894–1968）出版《古史甄微》，[7]1933年傅斯年（1896–1950）出版《夷夏東西說》，[8]1943年徐炳昶（1888–1976）出版《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以來，[9]學界對於古代「中國」大多放棄「唯一起源」和「單線歷史」的說法。近年影響很大的蘇秉琦（1909–1997）《中國文明起源新探》，更把中國史前文明分為六大區域（燕山南北長城一帶；山東為主的東方；關中、晉南、豫西為主的中原；太湖為中心的東南；洞庭及四川；珠江三角洲的南方），提示了古代「中國」族群和文化的多源。
[10]既然古代文化與族群都未必「出於一」，因此，所謂古代「中國」也無法簡單地「定於一」，古代中國之族群也無法簡單地說它們都是「炎黃子孫」。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無法簡單地認定現在這個「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文化、民族、語言的共同體。[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