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血色海灣》到法羅群島：論非原住民的鯨豚捕獵「文化」（林浩立）
 
一、前言
 
在美國大學教授「環境人類學」這門課時，我於其中一週主題為「環境倫理」的課堂上，安排學生觀賞以日本和歌山縣太地町捕獵海豚為主題的紀錄片《血色海灣》（The Cove），以及另外一部片長較短、探討北歐法羅群島島民捕鯨活動的紀錄片The Grind: Whaling in the Faroe Islands，並搭配幾篇關於原住民族捕鯨傳統的文章閱讀。這堂課的設計主要用意在於，以多元的案例來平衡獲得2009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強烈批判任何鯨豚捕獵行為的《血色海灣》。在聆聽這群學科背景紛雜的學生討論時，我發現他們雖然也不認同太地町的海豚捕獵，但卻沒有與《血色海灣》一樣站在動物權或鯨豚類智能說（cetacean intelligence）的立場，認為這群感知能力幾乎等同人類的生物不該遭受任何形式的囚禁或捕殺。他們反對的理由，是太地町漁民在紀錄片中被呈現的那種隱瞞的態度與顯得殘忍的獵殺方式。而更有趣的是，他們反而能接受法羅群島公開、歷史悠久、記錄完整、沒有涉及商業活動、且號稱人道殺戮的捕鯨活動，並認為前往抗議的「海洋守護者協會」（Sea Shepard Conservation Society）成員不應干涉當地的生活方式。簡單來說，他們的結論某種程度上是偏向所謂「文化相對主義」：鯨豚保育並非一種放諸四海皆準、不可撼動的普世價值；而根基於一地社會文化的鯨豚捕獵活動應該受到尊重。然而，怎麼樣的狩獵活動才是有「文化」呢？是源遠流長的傳統？是有限度的狩獵規模？還是不涉及商業利益的生計行為？同時，若不具備這些條件就不算是有「文化」嗎？這些疑問顯示，狩獵權辯論中的「文化相對主義」一詞其實有很大的不足，不但僵化了地方的複雜性與地方之間的差異性，也壓縮了與環保動保團體溝通的空間，更有可能反被拿過來攻擊一地的狩獵活動「文化意涵已消失」。
 
本文透過日本太地町與法羅群島兩個地區的民族誌、歷史、社會、經濟、生物等資料，討論地方鯨豚捕獵活動中有什麼尺度或大或小的力量在運作著，以及有什麼已產生的改變或未來變化的可能性，而這些都是僅用「文化差異」的視角所不能完全捕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