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男性‧農民‧工：三重結構下的男性氣質

在當代中國，農村男性的生命軌跡，與改革開放近40年深刻影響中國社會面貌的城鄉遷移，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儘管時代背景和社會結構並不能直接決定每個個體的行動，但能夠通過左右不同行動所帶來的後果，而對具體的選擇產生影響。上一章所提到的胡慶，在遷移過程中經歷了不同階段的選擇──從第一次外出打工，到返鄉蓋房、娶妻生子，再到第二次外出打工，以至於看不到打工的盡頭──深刻地映射出一個生長於農村社會的男性，在國家經濟體制改革與世界經濟全球化的交互作用下而成為「世界工廠」的中國，所面對的生活際遇與處境。在結構性矛盾所塑造的社會現實之中，無論個體如何趨利避害，都將不可避免地體驗其中的無奈、緊張與挫敗。

城鄉遷移在拓展生活空間的同時，也拓展了農村男性的關係網絡，使得他們與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男性和女性產生關係和互動。正是在這個動態變化的過程中，性別對於他們的意義得以更加豐富地呈現。為了深刻理解男性農民工群體，我們需要深入農村與城市、家庭與工廠之中，去探究遷移經歷給他們帶來的改變和影響。

2.1 父權制下的中國農村

自封建社會起，中國的父權制就植根於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和儒家傳統文化（Stacey, 1983; Zuo, 2009）。在「家本位」的文化傳統中，家庭既是從事經濟生產的基本單位，又是參與社會事務的活動主體。儒家文化對家庭結構中女性的地位進行了明確的規範，「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的規訓刻畫了中國社會傳統的性別秩序。父權制以性別為線索，以家庭為載體，在社會中進行資源配置，組織各項生產和生活活動，並通過觀念的灌輸和行動的傳遞在代際間進行維持和複製，從而成為傳統。儘管20世紀以來，中國的婚姻實踐出現了不少向「現代生活」的轉變，但在整個社會，特別是鄉土農村，婚姻和家庭生活仍然是以父權制、從夫居和父系繼承為主要特徵展開的（Hershatter, 2004）。可以說，父權制依然塑造著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的基本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