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帶著一個特定計畫前往密西西比河三角洲：透過黑人文學講授美國歷史。我想像自己帶著學生讀一些曾經感動我的文學作品。我彷彿看到我的學生們像我在八年級時那樣，為小馬丁．路德．金恩的〈來自伯明罕監獄的信〉感到熱血奔騰，或者像後來我在高中時那樣因為讀到麥爾坎．Ｘ的自傳而滿心嚮往。我會要求學生讀詹姆斯．鮑德溫的作品，看書中那些當年的學童是如何帶著英雄式的淡定和冷靜，穿過訕笑怒罵的兇惡人群，前往學校上課。書本教導我要敬佩──如拉爾夫．艾里森所言──「一個人勇於面對世界、誠實評量個人經驗〔……〕所憑藉的意志力」。書改變了我，讓我負起責任；我相信書也能改變我學生們的生活。我的夢想浪漫得理直氣壯，毫不知羞。那年我二十二歲。

我認為自己的出身背景很平凡。我是台灣移民的女兒，一九八○年代成長於密西根州西部。我走路上學，彈鋼琴，癡戀我哥那群死黨。初雪時節，我和哥哥會拿著廉價的塑膠滑雪碟到外頭溜幾圈；暑假期間，父母都得上班，我們則是每天乖乖在家做ＳＡＴ模擬試題，英文、數學各做一份。

在某些方面，我的父母在美國適應得很好。他們收集麥可．傑克森和瓊．拜亞的唱片，在客廳裡堆了足足有一英尺高；每逢選舉，他們都會盡責地去投票，一次也沒錯過；偶爾他們也會買桶裝炸雞回家當晚餐。但在其他方面，我父母似乎對自己身為外來者的地位感到憂煩。他們會用警示口吻告訴我一些亞洲人在美國遭到威嚇、殺害，然後被人遺忘的故事。其中有個人名叫文森．陳（Vincent Chin）──陳果仁，一九八二年，在他預定結婚前一個星期，在底特律被人用棒球棍活活打死。陳果仁在汽車業工作，而當時這個產業中瀰漫著仇日情緒。兩名兇手都是白人，他們這樣對他說：「我們丟了飯碗都是因為你們這些狗娘養的鬼子。」（陳果仁並不是日本人，而是華裔美國人。）這兩個殺人犯沒被判處徒刑。「這些人不是我們該送進監牢那種人，」法官後來表示。「我們不該按照罪責去定刑罰，而該按照罪犯的身分去定刑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