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親身體驗拆除繃帶之痛的過來人，我並不同意他們這些未曾經過科學驗證的信念。此外，他們的理論沒有考量到病患因為預期心理而感受到的恐懼，沒有考慮到長時間面對痛感起伏的困難，沒有考慮到不知道疼痛何時開始、何時舒緩的不確定感，也沒有考慮到，確知疼痛會逐漸趨緩時的那份安心所帶來的好處。但是當時無助的我對於別人要如何治療我，實在沒有什麼影響力。
　　
等到我回診的時間間隔變長時（接下來的5年，我偶爾還是要回診，接受一些手術和治療），我隨即進入台拉維夫大學（Tel Aviv University）就讀。第一個學期，我修了一門深深改變我對研究的觀點、並對我的未來具有決定性影響的課，那就是法蘭克（Hanan Frenk）教授開的腦生理學。除了法蘭克教授在課堂中所提出有關大腦運作的精彩資料之外，這門課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對問題和各種可能理論的態度。許多次，我在課堂上舉手發言或造訪他的辦公室，針對他發表的一些結果提出不同的解讀，他都回答說，我的理論的確有可能（儘管成立的機會不大，卻是一種可能），然後要我提出和傳統理論全然不同的實證測試。
　　
要想出這類測試並不容易，但是這讓我知道，科學是一個實證領域，包括像我這樣的新生在內的所有參與者都可以提出新理論，只要能找出實證方法檢驗這些理論。這個觀念為我開啟了一個新世界。某次造訪法蘭克教授的研究室時，我提出一個理論解釋癲癇在某個階段的發展，同時也提出要如何用老鼠做相關的實驗。
　　
法蘭克教授對我的構想表示欣賞，而我在接下來的3個月裡拿了大約50隻老鼠做實驗，在牠們的脊髓植入導管，放入不同的藥物，以增強或減緩牠們的癲癇症狀。我在實際操作這項實驗時有個問題，那就是我的手因為受過傷，能做的活動非常有限，因此難以勝任老鼠的導管手術。我很幸運，我最好的朋友韋斯柏（Ron Weisberg）答應犧牲幾個週末，和我一起上實驗室，協助我進行實驗。他是個虔誠的素食主義者，也熱愛動物，這真是友誼的最佳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