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堅硬如冰，讓我們輕盈如飛鳥
 
——談文學的「輕與重」兼與閻連科商榷
 
早前，著名作家閻連科在鳳凰網主辦的「文學課」上慨歎，村上春樹式的「苦咖啡文學」氾濫於當今文壇，因此他憂慮此風帶來經典的轉移，出現「劣幣逐良幣」的局面。甚麼是「苦咖啡文學」？「只是關注一個微小人群中的小傷感、小溫暖、小挫傷、小確幸」，此之謂也。在閻連科看來，像卡佛、門羅、喬納森‧弗蘭岑之流都在此列。進而，閻先生表示，「作家如果不給讀者提供本民族人群和個人最艱難的生存境遇，那麼他的偉大是值得懷疑的」。
 
閻連科對文學的理解，非常符合中國作家一向以來對文學的看法，關注人世間的大悲大苦，反映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乃至全人類的生存困境。倘用一句話來概括，可視之為厚重的苦難文學觀。這樣的文學思想，對於從八十年代走過來的一代文學人來說，都不陌生，或者說這是一個文學共識，大家都以此為文學的正統與正宗。我自己一向以來也持相同的觀點，將托爾斯泰的宏大敍事，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式「百科全書」，蕭洛霍夫的史詩般時代畫卷，作為文學的標杆，但凡逹不到這種厚度、高度、深度、廣度的文學作品，縱使不打入另冊，也總覺得有難以認同的「輕」。
 
不過，近年來我對文學之「輕」與「重」的理解有所修正，已不再堅持「厚」與「重」，也不再以一種絕對的尺度衡量作品的價值。所以，我對於閻連科先生的說法是有所保留的，尤其是對其「最艱難生存境遇」說，持有不同看法。閻先生認為，作家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說不上偉大。這個看法未免武斷了一些。首先，我想問問，甚麼樣的題材內容，才符合這個標準？甚麼樣的作品才呈現了「民族人群和個人最艱難的生存境遇」。也許，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莫言的《豐乳肥臀》，余華的《活着》，陳忠實的《白鹿原》，算是這種反映民族困境的經典文本。那麼，其他的呢，是否就沒有存在價值，或者說不具經典意義了？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說白了，只是一個女人的偷情故事，只是一類女人生存困境的揭示；川端康成的《雪國》，也不過是一個文人的悲情故事，個體生命的虛無咏嘆調，並沒有多麼深厚的「時代」「民族」內涵。但這毫不影響福樓拜、川端康成的大作家地位，他們也都不失「偉大」的光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