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中不同世代的人，應保持什麼樣適當的關係？僅因為我們父輩以某種特定的方式行事，我們就應該和他們一樣？或者是將他們的習俗拋在一旁，開闢我們自己的道路？我們是否必須為了孩子保留我們所繼承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好讓我們的後代像我們一樣生活？或者，我們是否必須給予他們自由，讓他們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式？如果涉及我們出生時繼承的政治秩序，因而選擇中沒有自主權，我們是否能夠根據許可和選擇自由，來理解我們的生活。我們所繼承的社會以及我們在社會的地位，是否具有決定我們生活方式的合法權威？
 
我們已經看到柏克和潘恩之間的爭論，告訴我們為什麼要思考這些惱人的問題，以及如何思考。在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不同世代的人之間的這種兩難問題，會在他們的政治思想中變得異常明顯，就存在於將它們區分開來的許多爭論的表象之下。潘恩和柏克經常在許多不同的背景之下提及這個話題，因此它不僅是他們爭論的另一個主題，更是形成一條主線，貫穿我們所討論的主題。
 
潘恩試圖脫離社會環境去理解人，而柏克認為離開人出生時所處的境況（很大程度上是前輩人創造），人是無法理解的。柏克所描述的是一個層次密集的社會整體，決定每一個成員的地位；潘恩則認為，每一個人生來就有決定自己命運的平等權利。根據潘恩基於理性政治的理由，他認為在面對建立已久但不合理的習俗時，應該直接回溯到原則。柏克對慣例的支持是基於世代相傳的延續性，這種立場讓柏克更青睞漸進式的改革，將過去繼承的東西保留下來；而潘恩追求的卻是突發革命，並將其視為擺脫長期不公、重負的唯一途徑。
 
在他們的爭論中，世代問題被如此頻繁地提及，是因為柏克與潘恩之間的辯論關乎的是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它最基本的世界觀不可避免地會帶出世代問題。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強調的是基於許可、自由主義和社會平等的政府，所有這些和人類狀況中一些突出的現實是衝突的：我們出生時的社會已經存在於那裡；我們沒有經過自己的同意就進入這個社會；我們進入這個社會時，並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而是身處複雜的社會關係之中，這種關係有助於確定我們在社會中的位置，但通常成為平等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