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三國志通俗演義》、《忠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詞話》四部小說，自成書刊刻以來即以其獨特的話語表現和藝術魅力受到讀者的極大關注，並且在流傳過程中，隨著文人讀者品評的深入而獲得「四大奇書」的美譽。據現存文獻資料可知，有關四大奇書的說法首由馮夢龍提出。署名李漁所撰〈古本《三國志》序〉曰：「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書之目：曰《史記》也，《南華》也，《水滸》與《西廂》也。馮夢龍亦有四大奇書之目：曰《三國》也，《水滸》也，《西遊》也與《金瓶梅》也。兩人之論各異。愚謂書之奇，當從其類。《水滸》在小說家，與經史不類。《西廂》係詞曲，與小說又不類。今將從其類以配其奇，則馮說為近是。」從接受觀點來說，四大奇書之所以能成為晚明以來讀者所認定的「經典」之作，主要受到晚明以來評價體系的轉化和文本的增飾修訂的雙重推動和影響所致。而值得注意的是，有關「四大奇書」的共稱出現，在某種意義上便體現了晚明以來讀者對於《三國志通俗演義》、《忠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詞話》的書寫性質的認知和理解，其中極可能擁有美學意義或思想意義方面的某種共識。不可否認，「經典化產生在一個累積形成的模式裡，包括了文本、它的閱讀、讀者、文學史、批評、出版手段（例如書籍銷量，圖書館使用等）、政治等等」，經典化背後有其特定的文學慣例，具有特殊的意識形態效應。至於此一文學慣例共識形成的時間、本質和內涵為何？對於明清長篇小說的創作、發展、定型和評點等等面向具有何種啟示和影響？無疑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和闡論的課題。因此，為求能進一步掌握明代四大奇書的藝術成就及其話語的共相表現，以下即針對整體研究思路和論述取向做一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