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回首話胡風（節錄）】
 
從1936年到1940年到1948年，一個思想上的堂吉訶德的戰鬥之路，這就是我心目中的胡風：一個中國的堂吉訶德，一個苦鬥了一生的啟蒙鬥士；一生都在從事啟蒙工作，無論是寫作，是編雜誌，還是教書，全都是在啟蒙，在為啟蒙辯護。他的坎坷，他的悲劇，也全都由此而生。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通過他這面鏡子，可以照見百年來中國啟蒙運動的悲劇及其根源。
 
這悲劇來自知識份子可悲的地位與處境，更來自中國政治文化的墮落―遊民意識浸透了政治，知識份子就時時處於「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的苦況。以往那些批判、那些運動，不都是如此嗎？胡風在談到他倒霉的原因時，一次又一次地肯定是因為替知識份子說話。──直到今天，我們這個社會已經習慣了貶損知識份子，而且是自己貶損自己，我們自己靈魂裡就有遊民意識。在以往那些年裡，我們都把那些侮辱知識份子的醜話當作了馬克思主義，真是荒唐。
 
近來頗受人注意的普列哈諾夫就說過：「知識份子作為社會中最有學識的階層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進的思想帶到群眾之中去。知識份子是民族的榮譽、良心和頭腦。」
 
近年來一直有人在呼喚「文藝復興」，實際上是在呼喚啟蒙―補「個性解放」之課，提高國人的素質。百年來前人不斷在發出這樣的聲音：戊戌時王照要康有為先辦教育；辛亥前嚴復勸孫中山先辦教育；五四時期陳獨秀也說要先獻身於教育。不幸的是，不是不聽，就是堅持不住，都熱衷於政治。政治被軍閥痞子玩弄於股掌之上，這才有了前前後後說不完的悲劇。也許，政治真的是靈魂，是綱，不抓不行。但也要看是什麼政治。1946年沈從文在談到副刊的衰落時，也談到政治的作用，他建議重新界定政治，用「愛與合作」來重新解釋「政治」二字。──今天的「以人為本」、「和諧社會」好像有此意思，但願如此。
 
這是我照胡風這面鏡子時所想到的，當然，胡風有他的不足和缺失，當年魯迅就說過。事實上，他的理論和為人都有不足，理論上有不少那個時代的明顯偏向，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文藝批評中也有偏激不當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