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道德的政治權術為了使人從戰爭狀態走向和平的狀態，它所進入的迂迴途徑至少還證實了一件事，無論在私的關係或在公眾關係中，人們都不會拒斥法權理念的存在；他們仍然不會嘗試將政治建立在一些審慎的簡單巧門之上，因而也不會試著去跳脫一個普遍法權的理念（idée d’un droit universel）；相反地，他們對於普遍法權表現了可能有的敬重，特別是萬民法，但是他們千方百計找藉口要在實踐中規避這個理念，並且出於重大的謬見，他們以為施用詭詐的權力才是法權之源頭及其維持的重要因素。好吧！即使我們不結束不公義，至少也要終結用以粉飾不公義的詭計；迫使這些背信的強權代表承認自己並不為法權的立場辯護，而是為了權勢，我們甚至在他們專橫的口吻裡聽出他們的裝腔作勢，彷彿他們的權力已經大到可以決定事情的真偽。

為達此目標，我們戳破迷惑心智的幻象，追溯到能夠帶來永久和平的原則，並且認清阻礙建立和平的罪惡來自以下的事實，政治的道德家從道德的政治家實際上應當完成的開始著手，因而，使原則從屬於目的，可說是本末倒置，如此損及他本身的志業，讓自己無力使政治與道德達到一致。

我們首先要解決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實踐哲學一致正是取決於此。為了解決實踐理性所提出的問題，應當從我們自訂的物質目標（but matériel）開始考察嗎？比如說，隨著行動而來的成功與幸福？或者，撇開所有外在感性的關係來看，我們應當只專注於形式的原則，意即為自由找出能夠體現在外的條件？在這條法則中所陳述的原則為：無論自己定了什麼目標，你能意願自己決定的準則成為普遍法則，並且依此原則作為行動的依據。

毫無疑問地，必須從形式的原則開始，因為作為法權的原則，形式的原則包含了絕對的必要性，而物質的原則只創造了條件的必要性（nécessité conditionnelle），並且只假定我們想達到確定的目標；不過，當這個目標本身可能成為義務，比如說永久和平，而它應當從自由行動的形式原則推演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