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在《五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一書中指出：在科舉制度的約制下，中國人富裕之後的首要之務，便是培養聰慧的子弟讀書，鼓勵他們去考取功名，來保障家族的利益。因為沒有銀行以及其他的儲蓄工具，有錢人大多將他們的黃金和白銀窖藏在家中。等到荒年米珠薪貴的時機，再以低價收購土地。貧窮人家為生活所迫，不得不賣土地、賣家當、甚至販賣妻子。結果海上貿易流入中國的金、銀，不但沒有刺激中國的經濟發展，反倒是成社會中「地主／貧農」的極端對立。
 
科舉制度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清朝末年中國社會形成「沒有兵的文化」、「官無封建、吏有封建」，以及貧富懸殊，這樣的社會結構對吸引西方列強的入侵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從十九世紀中，英鴉片戰爭失敗之後，中國便進入「百年羞辱」的世紀。用《易經》的卦象來說，這是「潛龍勿用」，必須等待「剝極而復」的時機到來。
 
小結
 
從本章的析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從十五世紀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台灣在中、西文化初步交會的「夾縫」中，開始走上歷史的舞台。
 
本書第二、三章將進一步說明：「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崛起」及「列強爭霸與殖民霸權」的格局；第五章說明：陽明學對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第四、六、七、八各章，從「心理史學」的觀點，分析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晚清明臣，如何「輔佐」清廷，應付內憂外患。
 
在他們四個人身上，我們都可看到當時中國社會「沒有兵的文化」和「官無封建、吏有封建」所造成的困境。從「抬棺抗俄的左宗棠」和「長袖善舞的李鴻章」兩人一生行誼的對比，我們更可以了解：同樣的儒家文化傳統，在不同的人身上，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展現，其差別在於儒者所謂的「存乎一心」！
 
袁世凱小站練兵，說明清廷試圖改變中國社會「沒有兵的文化」。但在科舉制度的羈靡之下，大多數士大夫想盼的是效法李鴻章的「滿門富貴」，「宰相合肥天下瘦」，結果「戊戌變法」當然是以失敗告終。
 
推動日本維新諸志士的共同主張是「和魂洋才」。明治維新成功之後，日本走的卻是福澤諭吉主張的「脫亞入歐」，全盤學習西方的殖民帝國主義。夾縫中的台灣因而陷入「殖民現代性的困境」。這個問題，留待本書第二部，再作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