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說，作為從事創意領域工作的人，我非常高興看到大家重新擁抱音樂和藝術。五年前，在二O一四年的「雨傘運動」中，藝術被標籤為「無用」，而現在我們似乎已對想像力的作用有了新的認知。

在這個很大程度上是匿名且無領導的運動中，這種創造力正是讓我們持續下去的力量，使我們與其他抗爭運動分開。透過過去犯過的錯誤，我們明白到：在這場面對極權的艱苦抗爭中，創造力的軟實力是至關重要的。

作為香港的創作歌手，自從雨傘運動以來，我選擇與其他香港人一起捍衛民主。當我看到第一顆催淚彈射向和平抗爭者的那一刻，我下定了決心：無論所謂的「後果」如何，我都必須站出來說出自己真實的想法。在佔領的七十九天中，我一直在街上留守，並在最後一天被捕。

在這個自我審查的時代，業內人士認為我很瘋狂。 「他們會禁你。他們會審查你。這是演藝生涯的自殺。」

實際上，他們是正確的，但只是部分正確。我在中國被禁，我的名字被審查，我的歌被刪除，我再也不能在中國巡演。沒有品牌敢與我合作，其他藝人也都擔心和我扯上關係而不和我合照。在聯合國和美國國會上發言後，我在台灣一次集會上遭到親中團體以紅油襲擊。

但我的演藝生涯就這樣結束了嗎？當然不是。

在二O一六年，當各品牌對我避之則吉，我以眾籌的方式舉辦演唱會，從三百家本地中小商戶獲得了超過三百萬港幣的支持，這絕對超出了我以往對大品牌贊助所期望的金額。數小時之內，五萬張門票全部售罄。

我建立了自己的唱片公司，並通過互聯網構建了自己的系統。在我的小團隊陪伴下，我們自發舉行在香港不同地區的音樂會巡演，包括在電車上、山上、小商店裡和街道上，甚至舉辦了為期六天的音樂節。

如果我屈服於恐懼和「這是我們生存的唯一途徑」這個說法，如果我不相信創造力，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

就目前在香港的抗爭運動而言，令人讚嘆和啟發世界的，也在於其創新和靈活性。

最初是一百萬人的遊行，後來演變成沒有人想過有可能辦到的事情，即使我們自己也都不曾想過。我們不僅以藝術形式，更在遊行和抗議的形式上發明了新的戰術和表達方式。

年輕人透過重新思量他們手上擁有的工具，充分利用了互聯網和電話軟件，以幫助鞏固群眾和聚集人群。他們即興地使用交通筒、蒸魚碟、熱水瓶、吹葉機，甚至網球拍來應對過量的催淚彈，他們建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路障，在中環這個金融地區組織舉辦午餐時段的抗爭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