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自本書第三章〈小結〉：
 
經歷了正德、嘉靖年間的私史纂述熱潮，萬曆時人回首過往歷史，面臨的是一個撲朔迷離、由真實與想像交織構築的圖景，各種彼此相左的論述在這個場域中並存，共同影響著世人的歷史記憶。萬曆年間有關建文朝的歷史認知亦是如此，禪讓、革命、奪權，尊親、敵對、和解，人們對靖難史事的理解、對建文帝與成祖關係的詮釋，在當時並非單一選項，只是各選項之間既非勢均力敵，亦非涇渭分明。嘉靖以降成祖地位的提升、時人對「永樂盛世」的懷念，以及為建文帝議謚立祀、解除相關禁制的政治訴求，使調和永樂與建文雙方的遜國說成為當時靖難歷史認知的主流。然而，當史家透過各種呈現靖難衝突面的史事來檢視「建文遜國」的論述時，此說似乎又顯得難以招架，從而引發些許質疑的聲音，而其他方向的靖難歷史認知，也相當程度地滲入遜國說的架構中，與之融合。如萬曆年間的遜國說和回歸說，便在當時知識分子的認知中逐步合併，形成的新敘述嘗試將建文帝和永樂政權的和解過程進一步圓滿化，部分出亡說蘊含的衝突要素也能透過建文帝回歸故事加入遜國論述，強化其合理性，故頗能引起共鳴和贊同。
 
有趣的是，在萬曆時人傾向遜國論述的同時，其對靖難戰爭的認知又常帶有衝突的意象，這或許透露了明人在面對靖難歷史問題時的矛盾心態：他們的自我定位和政治認同，使之不得不以較「政治正確」的態度來理解明初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而他們為靖難歷史建構「和解」意象的嘗試，似乎也反映了對撫平歷史傷痕、解除政治禁制，讓此一「和解」真正落實於當代的渴望。不過很遺憾地，無論萬曆年間對靖難歷史的調和論述有多契合民意，終究無法實際消解建文帝歷史地位對永樂政權合法性的威脅，因此復其年號、立其廟祀之奏請遲遲無法獲得統治者正面回應，也就成了意料中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