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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游牧民族收繼婚俗看漢初「嫚書之辱」―兼論收繼婚俗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內藤虎次郎在《支那上古史》曾有言:「中國史並非僅是所謂漢族的歷史而孤立發展,它和周邊各種族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中國社會內部的發展必然會擴散至周邊各種族的世界,而後者之種族發展又會影響中國社會。」姚大中先生於《古代北西中國》也云:中國歷史內容可視為是一種定居社會與草原社會;農業文化與游牧文化,一方面相互衝突與調合,一方面卻又各自並行成為雙軌發展,這種情形持續到十七世紀清朝完全統一農業中國與游牧中國為止。換言之,一部中國的歷史,可說是中原農業民族和北亞游牧民族競爭史。這些看法雖不免失之簡略,將中國歷史的發展過於化約,但仍點出中國與周邊民族關係發展中特殊意義,正如同族群理論中「工具論者」(instrumentalists)所強調,將族群認同視為政治與經濟資源的競爭與分配,用以解釋族群的形成、維持與變遷。
 
傳統史家常從自身的文化立場觀察歷史事件,並賦予特定的歷史意義,設若我們採以民族學、人類學的方法,重新考察過去的歷史,或可得出不同的新解。
 

 
自秦、漢以降,華夏中原一統,約在同一時期,塞北草原最早的游牧帝國(imperial confederacy)―匈奴帝國,也正式形成,正式發展出中原農業王朝對周邊少數民族之間的民族政策與外交關係。秦、漢在對外關係上,北方的匈奴帝國自始即是主要強敵。西漢王朝和匈奴關係的發展,大扺經歷了「對抗―和親―對抗― 統轄」的過程。自漢高帝劉邦「白登之圍」(前二○○年)後,西漢王朝結束對匈奴第一階段的武力對抗,進入以和親為核心的對匈政策,這一政策持續到元光二年(前一三三年)漢武帝從王恢之議,遣聶壹(聶翁壹)誘騙匈奴騎兵入侵馬邑(史稱「馬邑之謀」),開始對匈奴展開第二階段的武力對抗。在漢、匈和親的這六十七年間,最為前人所詬病的要算是匈奴冒頓單于向呂后請婚一事,也就是後世所習稱的「嫚書之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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