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不能轉化，其實是一個問題（呂大樂）

「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後稱「反修例運動」）一發不可收拾，從2019年年中爆發以來，到了現在下筆的2020年初，基本上沒有任何跡象會停頓下來，更遑論甚麼一個終局。觀乎目前香港的社會政治形勢，抗爭、衝突將會持續發展下去，而且還會繼續一段頗長的時間。我相信，對大部份香港人來說，這是始料所不及的。

社會運動與社會衝突的持續發展，一方面可從群眾動員的角度來研究和分析，由民眾的怨憤到集體行動的組織，瞭解民間抗爭何以如此頑強。若作一個粗略的分類，這是以社會為中心的角度，焦點在於民眾的不滿和他們所採取的行動。另一方面，則從完全不一樣的角度出發，分析為何這個社會運動持續至今，除了來自社會的力量支持著此起彼落的集體行動之外，我們也需要理解為何矛盾與衝突並未有在制度的框架之內發生與進行，而是訴之於公開的社會政治抗爭。這也就是說，社會運動與社會衝突的發生及其表現形式，並非由社會上所存在的矛盾來決定，至少同樣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的失效。這是以政治制度（或說是國家機器）為中心的看法，社會運動長期在街頭進行抗爭，並不完全是社會政治動員能量的表現，而是政治制度的不同方面未能為衝突提供其他出路。

本文嘗試從後者──政治制度的缺失與失效──這個角度來討論目前「反修例運動」的發展狀況。而現時這個抗爭持續，看不見一個（無論是從建制或者抗爭者的角度考慮）就算只是暫時性的新的政治平衡局面，令衝突可以有所轉化，這本身反映出一些香港政治發展的基本問題。而這些問題似乎也不會短期內出現變化，這反過來會限制社會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對民主政治的長遠發展或者會有負面的影響。

一國兩制的內在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