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在臺南成功大學演講的開場白

1.    身為哲學家，我來自希臘。我們在歐洲經常說:我們(歐洲人)是希臘人的繼承人。但是只要我們沒走出去，我們對這份遺產所知有多少? 這是為什麼當我還是年輕的希臘學學者時，我就選擇一個對希臘思想而言的「他方」(ailleurs)， 既是語言上也是歷史上的他方。語言上的「他方」: 必須離開歐洲語言，或更準確地說，離開印歐語系；印度因此不屬於他方。歷史上的「他方」: 阿拉伯世界不屬於這個他方，然而位於歐亞大陸兩端的中國與歐洲，在長久期間裡沒有相遇。所 以，我希望使中國這個外在性(extériorité)對哲學發揮作用。我說「外在性」，而不是「他者性」(altérité)：因為外在性是觀察到的，他者性則是建構的。

2.    這就是為什麼我繞道中國語言—思想(la langue-pensée chinoise)。「中國語言—思想」指的是一種雙重經驗。最先是感受到思想上有一種不再左右逢源的匱乏、不知所措；就是說，當我們離開了歐洲思想的重要哲學元素，譬如「存有本體」、「神」、「真理」、「自由」等等，對我們的思考會有什麼改變？在哲學命題的歷史當中無法往上回溯，離開那些命題於其中建構的語言時，我們的思考會有所改變嗎？離開了像韓波所說的「歐洲的古老牆垣」，我們是否會改變思考？繞道中國語言—思想的同時也呼喚返回—我說「同時」而不是之後。否則的話，我們就永遠回不來了：因為必須學習很多知識，要有耐心，才能開始進入中國語言—思想。所以「一開始」就啟動返回。對我而言，同時進行繞道與返回，指的是，從中國這個外部返回到哲學，以便從哲學裡面去質問哲學自己不質問的事物，質疑歐洲思想的成見，這些成見被同化得很好以至於我們以為那是「不喻自明」的，而且不再把它們看作是我們所選擇的意見。我們沒想過要思考它們。只有從某個「外部」(dehors)才能看到那些成見，不再認為它們是必然的，而是看到了它們所含的獨特以及發明能力。繞道中國，是一種間接的策略—拐彎抹角—為了觸及我們的「未思」(impensé)。我所謂的「未思」指的是：我們據以思考卻因此不思考的事物。要處理這樣的事物，像尼采所說的沒有「方法」，只能使用「詭計」(ruse)。